在民国初期，外来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许多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席卷大江南北，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本质在于彻底摒弃中华文化中的传统元素，虽然它也为中国引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色彩，但更深层次的影响却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

这一切引出了今天的话题：作为清朝末期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为何最终被北大逐出，而蔡元培竟然默许了这一切？辜鸿铭的学识的确令人钦佩，不夸张地说，他精通九种语言文字，这样的学问积淀与其个人的深厚底蕴，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但实际上，辜鸿铭不应该重回中国，更不该出现在中国的学术殿堂——北大。他的回归，或许是蔡元培希望在北大实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景。然而，蔡元培深知，这种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不过是空中楼阁。首先，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远非西方文化能够完全涵盖。其次，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浪潮下，文化自我否定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此时，让辜鸿铭回到北大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本身代表的正是封建与陈腐的文化。

辜鸿铭因其传统守旧的立场而闻名，尤其是他在面对不同意见时总是表现得固执己见。例如，胡适曾在北大的讲座中，用英语朗诵一首诗，却遭到了辜鸿铭的嘲弄，讥讽胡适的英语为“英格兰最土瑁的方言”。在这两位学者之间，不仅是文人的互相看不起，更是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碰撞。辜鸿铭的古板与胡适的西化、超凡脱俗，彼此间的差距如此悬殊，几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事实上，蔡元培的期望最终是自讨苦吃。他试图将辜鸿铭与胡适安排在同一个北大课堂，就如同将一头驴和一头牛放进同一个食槽里，难免会发生冲突。这两位学者，尽管各有千秋，却无法找到共同的语言，注定了这场文化的碰撞不会顺利。辜鸿铭虽然在学术上声誉卓著，但他所坚持的保守思想与胡适的全面西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这种文化的对立，注定了他们的碰撞结果。

胡适的学识、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极力推崇，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潮，而辜鸿铭则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立场上，两者的观点截然不同。而当时的蔡元培，已经逐渐离开了北大的管理岗位，胡适的全盘西化在学校内占据了主流思想，其他的学者如马寅初和钱玄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辜鸿铭的离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优点，但对于中国而言，盲目的全盘西化只会带来灾难。我们可以回顾到20世纪80年代，西化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信仰危机，正是全盘西化的一种警示。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信仰体系时，这种危机感是极其可怕的。在民国时期，中山先生的革命尝试之所以未能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引入过多西方文化，使得整个民族的信仰体系发生了裂痕，最终导致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甚至有人愿意追随他复辟帝制。事实上，这种现象正是中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深深执念。

然而，辜鸿铭并非毫无底线的传统主义者。他曾直言讽刺清朝的腐败与落后，并在公开场合批评慈禧太后的腐化，这一行为展现了他不拘泥于盲目崇古的个性。随着蔡元培的离开，辜鸿铭离开北大几乎已成定局。而他与钱玄同之间的冲突，主要源于辜鸿铭坚持佩戴辫子。钱玄同嘲笑他这一传统的装束，认为是复古的陋习，而辜鸿铭则反击道：“我的辫子在头上，明眼人可以看见，而你们的辫子却在心里，龌龊着！”

无可否认，辜鸿铭的学识堪称卓越，但他的保守思想在当时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在今天，也依然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待。反观胡适的全盘西化，虽然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但也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国情。因此，辜鸿铭被逐出北大并不令人惊讶，毕竟他所代表的是一个逐渐没落的陈腐观念。而中国的文化底蕴依旧深厚，正如习总书记所言，“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句话正是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