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的一天，罗厚福，曾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开国大校，病重至极。家人关切地询问他是否有任何未尽的心愿时，罗厚福虚弱地、断断续续地说道：希望能够重新调查1951年他因经商办厂而遭受处分的事情，这是他临终前唯一的心愿。

罗厚福去世后，许多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曾是他部下的人纷纷前来吊唁，深情地送别这位老战友。开国中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更是悲痛欲绝，痛哭失声。其实，这已经是林维先第二次因罗厚福的事情而泪如雨下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厚战友情谊，使得林维先如此动情呢？这个故事，得从过去的岁月说起。

在革命战争时期，林维先曾担任过罗厚福的通信员，而罗厚福则是他的上司。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既然连通信员都是开国中将，那么为什么罗厚福却仅被授予了开国大校军衔呢？

这就要讲到林维先第一次为罗厚福痛哭的原因了。1955年，军衔授予的消息传来，林维先得知罗厚福仅获得了大校军衔后，忍不住当场落泪，心中涌现出一股强烈的不公之感。因为谁都知道，罗厚福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已经担任了师长，抗日战争期间更是新四军的旅长，后来还出任了新四军第5师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而与他同期任职旅长的周志坚，最终被授予了开国中将。从这些事例来看，给罗厚福授予大校军衔，显然是低了。

那么，为什么罗厚福这样一位资历深厚的将领，最终却只被授予了大校军衔呢？原因其实在于他曾因擅自经商办厂而受到了纪律处分，军衔因此受到影响。

1950年代初，湖北孝感解放后，罗厚福被任命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然而，孝感地区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官兵们的生活极其困苦，甚至一些随军家属都出现了食物短缺的情况。罗厚福感到非常焦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找到了一些干部商量，希望大家能自愿集资办一个烟厂，缓解当前的困境。这个提议并没有强求任何人加入，原则上是赚了钱大家按比例分红，亏了则认赔。出于无奈，许多干部纷纷响应，参与到烟厂的建设中。经过不久的努力，烟厂终于投入了生产，而且生意相当不错，很多参与投资的干部因此度过了困难时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没参与投资的干部看到这些参与者逐渐改善了生活，也感到了一丝不满，开始将罗厚福经商办厂的事情上报给了军委。军委随后派人进行调查，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军队的关注。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也开始进行肃清各行各业的整顿，镇反运动也迅速展开，在烟厂中还发现了一个曾做过保长的工人，而此人恰恰是罗厚福安排进厂的。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关注，罗厚福也因此被指责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甚至遭到诬陷，声誉受到很大影响。

幸好，罗厚福曾经的上司李先念了解他的为人，知晓他当时的苦衷，积极为他奔走，力保他的清白。最终，罗厚福进行了几次深刻的自我检讨，才得以免去更严厉的处分。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军衔仍被降级，从副军级降至了正师级。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军开始进行军衔授予工作，罗厚福的军衔问题再次引起了讨论。毕竟，罗厚福的资历远远超过了大校的标准，可由于过去的错误，他又被降级，最终军委决定按照他现有的职务级别授予他大校军衔。这个决定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许多同僚和下属的军衔要么是中将，要么是少将，甚至有的已经是上将，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大校。不过，这一决定还是得到了组织的支持，是不可更改的。

不过，组织并没有因此忘记罗厚福的贡献和资历，他仍然被授予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无疑是对他革命生涯的肯定。他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位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大校。而在1961年，他最终晋升为少将，顺利进入了开国将军的行列。

尽管如此，罗厚福始终对自己因1951年事件而降级的决定心存疑虑。他认为，当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困难的干部们渡过难关，并非出于经商谋取私利的动机。而安排那个曾做过保长的工人进入烟厂，也不过是因为这位工人在他游击战斗时期，曾多次向游击队提供过帮助。最终，这些都成为了罗厚福临终时最深的遗憾，期待组织能够重新调查此事，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