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历来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尤其是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壮举，更是被许多人称作“神来之笔”。然而，在长征刚开始时，竟有一个人对毛主席的指挥能力并不认同，甚至在遵义会议上公开讥讽他：“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如何高明，不过是依赖《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罢了。”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后来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这个在遵义会议上公开讽刺毛主席的人名叫何克丰，江西萍乡人。在从事地下工作时，他使用了化名“凯丰”，自那时起，他便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凯丰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此，他的思想一直受到王明、博古等人的影响。对于毛主席这个屡次带领红军抵抗国民党“围剿”的领袖，凯丰并不太感冒。与许多曾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人一样，他也认为“山沟里的人无法理解马列主义的精髓。”

然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明和博古所推行的政策和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后，已经显现出严重问题。湘江一战，毛主席的很多战略思想差点因此付诸东流，若继续听从博古和那些外来思想的指引，中央红军可能早已全军覆没。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遵义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检讨和纠正黎平会议上决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方针，并总结反第五次“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经验与教训。显然，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但博古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辩解道：“虽然第五次反‘围剿’有失误，但问题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苏区物资匮乏，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力不足，瓦解敌军的行动薄弱，红军间的协作也不到位……”在他看来，所有的失败都不是他个人的责任。

博古的推卸责任并未能改变局面，大家清楚目前的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当毛泽东做报告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出他们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等问题。他的言辞精准有力，许多与会者都表示赞同。朱德，作为井冈山时期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也毫不客气地批评博古和李德“军事上胡乱指挥”，并且直言：“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方式，我们无法跟随下去！”

然而，尽管大多数人都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有一个人却不同意批判“左”倾军事路线，这个人就是凯丰。凯丰不仅坚决反对批判“左”倾路线，还强烈反对毛主席领导红军与党的方向，甚至对毛主席指责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是读过《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罢了。”对于这种挑衅，毛主席并没有生气，而是平静地望了他一眼，问道：“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吗？”

凯丰一时语塞，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应，只得气呼呼地回到座位。尽管如此，凯丰并没有因此服气，会后他还特地找博古表示：“我依然无法接受对路线错误的批判，中央的大印不能轻易交出去。谁对谁错，走着瞧。”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直到到达陕北时，才真正阅读了《孙子兵法》。他从小便接触《三国演义》，但对于军事书籍的了解并不深入。1960年，毛主席曾提到：“到陕北后，我看了八本书，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作品，还有一些关于兵种合作、战略战术的书籍。”

虽然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表现得固执，但他并不是一个极端顽固、不知变通的人，实际上，他最终还是改变了看法。长征期间，凯丰亲眼见证了毛主席带领红军巧妙突破国民党重重包围，成功找到了生路。此后，他彻底信服了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才是正确的领导者。

当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提出“向川康退却”的提议，凯丰明确支持北上，甚至撰写了一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批评张国焘所提的“西北联邦政府”方案。张国焘因此非常愤怒。

虽然凯丰曾经公开挖苦过毛主席，但毛主席并未因此耿耿于怀。1945年，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因在苏区时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而被代表们拒绝投票。然而，毛主席特意安排凯丰在大会上发言，还三次为他做了解释工作。尽管如此，凯丰最终未能当选。毛主席对此深感惋惜。

抗战胜利后，凯丰前往东北，成为东北局委员及宣传部部长。曾向毛主席请示《东北日报》的报头标题，毛主席在回复中亲切关怀道：“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怎么样？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会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然而，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重病抢救无效，遗憾去世，年仅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