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宋史学者赵冬梅在《赵宋：如是我闻》一书中，把北宋称为华夏群星闪耀时。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我们知道以散文著称的唐宋八大家，北宋就占了6个，分别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还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

此外，北宋还有不少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中无法忽略的人物，比如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黄庭坚、柳永等等。这些人给中学生造成了不少负担，因为要背诵他们的诗词文章。

北宋向来被史学界称颂，最为人熟知的是陈寅恪的那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赵冬梅这本《赵宋》则说，北宋创造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对于这个说法，我是深表怀疑甚至想质疑的。

北宋为什么群星闪耀？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北宋重文轻武、科举制度成熟、社会相对宽松。然而，这些儒家的文人士大夫，除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外，在当时并没能解决什么实际政治问题。

比如边患问题，面对辽、金甚至西夏北宋一直是委曲求全的。比如财政问题，朝廷用很高的待遇包养庞大的文官集团，导致财政难以为继。比如，军队过多但战斗力不强......

这些弊病迫使朝廷不得不改革和变法。在宋仁宗的时候有庆历新政，在宋神宗的时候有王安石变法，但这些变革也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才有了靖康之变的脆断，大宋一夜之间就崩盘了。

如果北宋取得了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为何在面对外敌的时候那么窝囊？为何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财政却难以为继？为何只延续了160多年就崩溃了呢？

赵冬梅在称道北宋政治的时候，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她只是遗憾地表示，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在北宋未能长久地持续。随着王安石变法，北宋的政治文化向法家转向，于是最好的成绩就消退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置了，正是因为儒家解决不了问题，才向法家转向。

宋仁宗时代向来以宽仁被称道，所以他的庙号是仁宗。赵冬梅在书中引用过仁宗时代的一个案例，不经意暴露了北宋政治的真相。

这个案例发生在公元1036年，也就是宋仁宗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县做县令。由于地方偏远没有什么书可读，欧阳修就读县衙里积存的旧卷宗来解闷儿。这一读啊，让欧阳修脊背发凉，他发现冤案比比皆是。

赵冬梅原本是用这个案例赞美欧阳修善于为官理政的，但一不小心透露了北宋政治的黑暗。一个县里面，冤案比比皆是，既说明了欧阳修“善于为官”没多大意义，也说明闪耀的群星难以照亮老百姓的生活。

此外，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一位叫郑侠的官员，曾经进献过一幅流民图，描绘了当时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宋神宗看后大为震惊。

其实，赵冬梅所谓的北宋最佳政治，不过是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罢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北宋不杀士大夫——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抹亮色。不过这是通过与其他朝代“比烂”之后显现出来的亮色，这抹亮色并不能带来百姓的富足和国家的强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并不能改变民不聊生、冤狱遍地的情况。相反，可能官不聊生，老百姓才会好过一些。

我觉得北宋之所以被很多人称道，可能是因为北宋的文人地位高、地位好，一度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文人是历史的书写者和解释者，他们难免会向往这样的局面，并在书写和解释历史的时候，表现出对北宋的肯定、赞美甚至向往。如果老百姓书有资格书写历史，很可能把北宋描绘出政治黑暗、冤狱遍地的景象。

当然，历史从来不是普通老百姓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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