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军与蒋军在大同至集宁一带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斗。此次对抗，虽然我军兵力多达20万，而敌军仅有7万，按理说这应当是一次毫无悬念的胜利，但结果却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我军在此次战斗中投入了前后总计20万兵力，由聂荣臻、贺龙和罗瑞卿三位指挥员领军，张宗逊、杨成武、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和姚喆等五位纵队司令也悉数登场。他们的目标明确，就是要一举攻占大同。此战前，所有人都对胜利充满信心。

然而，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我军却意外地败给了傅作义，最终损失了5万兵力。参战的将领多达130多位，其中包括2位元帅、2位大将、11位上将、20位中将和105位少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看似必胜的战役出现如此大的变数呢？

大同集宁战役，我军的战略思路是集结华北和晋绥野战军的50个团，共计12万人，集中优势兵力攻占大同。敌方驻守大同的只有阎锡山的1.9万部队，因此，攻占大同显得理所当然。打下大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战略要地，也为了缓解张家口战线的压力。张家口是晋察冀根据地的重要城市，也是华北、东北、察绥三地的交通咽喉，因而被视为当时我军的重要战略目标。

那时，我军已经控制了广阔的解放区，面积和人口资源都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部给贺龙和聂荣臻下达的命令是，调集50万兵力，夺取大同、石家庄、保定等地。由于大同附近煤矿资源丰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7月31日，杨成武将军指挥部队清除大同外围的敌军据点，紧接着集结兵力准备攻城。大同的守军指挥官楚溪春此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紧急请求蒋军支援。蒋军随即派遣傅作义前去增援。

我军指挥层对这一局势非常清楚，因为蒋军作战厅长郭汝瑰其实是我军的卧底。一旦蒋军有任何动向，郭厅长都会及时将情报传递给我军。蒋军的命令发出后，聂荣臻和贺龙很快得知了情况。问题在于，傅作义是否会按命令出兵呢？蒋军内部派系复杂，矛盾重重，傅作义是否会直接执行命令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傅作义一向低调，从不轻易表态，但执行起来却非常坚决。他的治军风格严格，部队素质较高，善于夜战和恶劣环境下作战，这在抗战期间的多个战役中得到了验证。比如百灵庙战役、加包头战役等，他一向以“不言多，行动强”著称。

然而，傅作义的策略从来都是为自己保留实力。对蒋军的命令，他并不打算完全听从。首先，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傅作义认为自己没必要去出手解围，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他都难免会为蒋军卖命，损失兵力。蒋军深知这一点，因此为了确保傅作义按命令行事，蒋氏给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若解了大同之围，大同的控制权将交给傅作义。

最终，傅作义决定前去增援大同，但他的做法充满了计谋。他并没有直接前往大同，而是先向张家口推进，打算用“围魏救赵”的战术迫使我军撤退，这样既能解围，又能制造我军的混乱。傅作义的部队果然开始向张家口进发，但这仅仅是一个诱饵，他的部队由董其武率领，直奔集宁而去。

集宁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是大同北部的门户。王尚荣的一个旅驻守在那里，虽然实力不足以应对董其武，但很快董部围住了集宁。得知消息后，贺龙立即派遣4万兵力前去增援。4万对2万，守城的士兵只需要支援，就能轻松歼灭董其武。但就在此时，傅作义派遣了郭景云的101师前来支援董其武，战局急转直下。董其武部的一个师长为鼓舞士气甚至剁掉了手指，这激励了士兵们的斗志，最终成功占领集宁。

我军在此战中损失了6万，傅作义的部队则损失了2万，大同依旧未能攻下。有人将失败归结于指挥失误，认为当郭景云的101师前来时，我军应当全力击溃董其武，随后再转向郭景云。这样的话，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但从整体战况来看，战役的关键在于战场范围过大。我军没有精准掌握傅作义的战略意图，傅作义兵力虽少，但他巧妙地分兵四路，造成我军的分散和混乱。他并未直接前往大同，而是通过多方调动迷惑我军，将我军的兵力分散，使得我军的防线出现漏洞。

最终，即便是具备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如韩信或孙子，若没有准确判断傅作义的意图，也很难赢得这场战斗。傅作义的胜利，首先依赖于他的决策能力，其次则得益于他在保密方面的卓越手段。在大集宁战役中，傅作义通过严格的保密措施，避免了我军的情报掌握，这也是他最终成功的关键因素。

1948年10月，蒋军再次命令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但这次傅作义并未保持以往的严密保密，最终导致任务失败。傅作义此时的计划包括动用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力图夺取石家庄。然而，因情报泄露，我军得以提前准备，最终避免了损失。

总的来说，傅作义在大集宁战役中的成功，归功于他出色的决断力与对军事行动的保密程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就了他在战场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