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6日，一封来自西北野战军的请示电报被送到了主席的办公桌上。经过主席仔细阅读后，看到电报中由彭总、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等人发来的内容，他微微皱起了眉头。因为电报中明确表示，西北野战军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徐向前指挥的华北第一兵团的支援，以参与渭北战役。

这封请示电没有任何含糊的表达，西北野战军希望能在打击阎可的计划上推迟一两个月，并希望与华北第一兵团合作，发起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目标是消灭渭北胡宗南的12个旅，打通渭北和渭南之间的断裂，避免敌军两者合并。否则，他们计划先集中兵力在七月对胡宗南的部分部队进行打击，获取俘虏并等待新兵的补充，再在秋后对马家军展开进攻。

然而，通常决策果断的主席在看完这封电报后，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自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西北战场的局势最为严峻。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始终处于劣势，在五大野战部队中，他们的兵力规模最小。与东北的民主联军、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及华北军区的部队相比，西北野战军的兵员总数一直显得捉襟见肘，远远落后于其他战区。

与之对抗的胡宗南，凭借天府之国的优越地理条件，他的兵力得到了有效保障，拥有着足够的资源补给，虽然屡次遭到彭总的打击，但他依然能保持着超过20万的正规军，以及30万左右的地方杂牌军。相比之下，西北野战军的兵力最多也不过7万出头，显然处于下风。尽管如此，彭总依然渴望通过一场歼灭胡宗南12个旅的战役，彻底扭转局势，但这一目标所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

1948年4月和5月发起的西府陇东战役虽然取得了延安的解放，但西北野战军付出了1.5万人的重大牺牲，接近四分之一的军力消耗，尤其是在胡宗南和马继援的大规模反击下，西野虽然消灭了2万余敌人，但损失也不容忽视。这让西北野战军陷入了巨大的压力，迫切希望能通过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来扭转这一局面。

渭北战役无疑是西北野战军复仇的好机会，但问题在于，西北野战军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重大的战役。如果仅依靠现有兵力，打下胡宗南的12个旅无异于高难度的任务。因此，彭总迅速想到了调动华北第一兵团的可能性——这个刚刚并入华北军区的兵团具有充足的战斗力，或许能在渭北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月前，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和刘邓的晋冀鲁豫军区合并，原本隶属于刘伯承的副手徐向前，带领着包括60军、61军和62军在内的三大纵队转入华北军区，组建了华北第一兵团。这个新的兵团，并没有立即投入晋察冀地区的战斗，而是被派到山西，参与了临汾战役，成功消灭了2.3万敌人，打通了吕梁和太岳解放区。

当彭总筹划渭北战役时，徐向前正在准备发起晋中战役，因此他向主席提出是否可以推迟几个月，再将徐向前兵团调往渭北参与战役，帮助西野共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主席了解西北野战军的艰苦，也知道彭总迫切希望能够一举击溃胡宗南，打破敌我之间的僵局，然而，他仍然在做出决策时有所犹豫。毕竟，这一决策关乎整个战局的战略布局，需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1948年6月18日下午2点，主席亲自草拟了回电，委婉地拒绝了彭总的请求。主席在回电中解释了为何不能调动徐向前兵团前往渭北支援，他提到，虽然西北战场和华北战场的局势复杂，但将所有兵力集中在一个战场上可能并非最佳选择。集中兵力看似有优势，但敌人也会集中力量来应对，从而让我军难以形成有效的包围和打击。此外，西北和华北的解放区并不宽广，一旦过度集中兵力，后勤保障和民众支持都会面临极大压力。

主席建议，西北野战军可以在七月打击一两个敌旅，然后进入全军休整期，待时而动。而徐向前兵团仍应留在山西，继续筹划晋中战役，直捣阎锡山的老巢——太原。

这一回电让彭总深刻理解了主席的良苦用心，他立即调整了战略，将渭北战役的规模缩小为澄合战役，并最终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西北野战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2300人，歼灭了近万名敌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

同时，主席的决策也促成了后来的战局发展。在杨得志和罗瑞卿的领导下，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机动战，成功削弱了傅作义集团的实力，为平津战役打下了基础。而在山西战场，徐向前的精妙指挥让华北第一兵团以少胜多，解放了大量城市，极大地改善了战局形势。

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周密的指挥，确保了战争的有效协调和胜利的推进，不仅分散了敌军的兵力，也充分发挥了各位指挥员的战斗力，为最终的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