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个时代，社会文化宽容开放，佛教政策日渐完善，佛教经典的翻译、佛教文献的创作以及各大佛教宗派的形成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印度佛教的衰退，唐朝成为了全球佛教传播的中心，佛教通过中国传向了四方。唐代佛教的发展可谓多方面并进，本节将从寺院、僧人、译经这三大基本方面，以及唐代佛教最显著的特征——宗派，进行概述。

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建立白马寺起，中国寺院的历史便与佛教的传承息息相关。据《大宋僧史略》记载：“寺者，释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本是司名。西僧乍来，权止公司，移入别居，不忘其本，还标寺号，僧寺之名始于此也。”这里的“西僧”指的是摄摩腾与竺法兰，而“公司”则是指位于长安的鸿胪寺，“别居”则是指白马寺。可以看出，“寺”之名称源于这些早期佛教僧侣活动的场所。自此以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佛教活动的中心地便被称作“寺”。

在汉魏时期，政府仅允许西域僧人建立寺院。西晋的司马炎曾下令“大宏佛寺，广树伽蓝”；南北朝时期，新的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寺庙网络。隋朝开皇初年，政府开始修复在北周时期被破坏的寺庙，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并在五岳及诸多名山之下建立了佛寺。此外，政府还发放寺庙名额，允许有能力者建立寺院。

唐代的寺庙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令人惊叹。唐朝实行“按州置寺，且有定数”的政策，即依据行政区划，规定每个州都应有一定数量的寺庙。最初，唐朝的寺庙建设并未依照严格的地理规划，而是随性而建，如白马寺、建初寺等。然而，随着政策的发展，“按州置寺”这一模式逐渐成熟。北魏时期便已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文成帝便命令：“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见佛图一区。”隋朝则进一步推行这一政策，至唐代，佛寺建设已显得更加有序。

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全国的寺庙已达3716所，至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佛寺数量进一步增至4000余所。唐代在寺庙建设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例如，在武周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下令每个州都应设有“大云寺”，并通过明确的政策来保持寺庙数量的稳定。唐中宗在神龙元年（705年）时也规定每个州都应设置寺庙或观，且命名为“中兴”寺，进一步加强了寺庙建设的制度化。

唐代的寺庙建设不仅包括政府主导的“按州置寺”，还存在一些特别建造的寺庙。例如，武德五年（622年），秦王李世民在广平山建立了观音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在战场上建立寺庙，以求保平安。唐玄宗时期，全国的寺庙数目达到了5358所，这一数字被视为唐代佛寺数量的“标准”。当时，政府对寺庙的数量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了寺庙的数量与政府的管理能力相匹配。

唐代佛教寺庙数量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得益于“给额制”的推行。给额制是国家对寺庙进行命名并加以承认的制度，这一制度始于南北朝时期，经过隋代的发展，最终在唐代形成了完整的体制。唐代的“给额”不仅是对寺庙的正式承认，还承担了对寺庙数量和分布的调控作用，进一步避免了寺庙建设的无序扩张。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汉人并不允许出家。随着佛教的不断传入，僧人身份的管理逐渐由政府掌握。北魏时期，政府规定了严格的度僧标准，并由官方来管理度僧的数量。到了唐代，度僧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百姓欲出家需通过“给度”获得国家的认可。度牒即为国家颁发的文书凭证，是合法僧尼的象征。唐代的度僧制度有三种方式：试经、恩特、进纳。

“试经度僧”是唐代为了控制僧尼数量而设立的一项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申请出家的僧侣需要经过考核，必须背诵经典并解释其中的义理，合格后才能获得度牒，成为合法的僧尼。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开始实施这一制度，考核内容包括《法华经》等经典的诵读与释义。唐代的试经标准逐年变化，从最初的经文篇幅要求，到后来的对佛教素养的更高要求，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出家考核体系。

“恩特度僧”是指皇帝特别恩准的度僧名额，通常出现在皇室重大节庆时，或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皇帝会准许特定人员出家。这样的度僧方式通常不需要进行试经，更多是基于个人的道德修为和佛教修养，或者是高僧的请求。

“进纳度僧”则是一种以“卖度”为特征的度僧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收取费用来发放度牒。此种做法在唐代中期逐渐普及，尤其是在政府财政紧张时，成为了一项常见的手段。

唐代度僧制度的核心目的是调节僧尼数量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平衡，确保佛教僧团在数量上得到合理的控制，同时也保证了僧团的整体素质。这一制度不仅影响了唐代佛教的发展，也为后代的度僧制度提供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