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赫鲁晓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行的首次改革，才是真正埋下了苏联崩溃的种子。尽管这些改革并未立即将苏联推向解体的边缘，但它们的深远影响远超当时的预期，最终为苏联的崩溃铺平了道路。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层经历了剧烈的变动，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制度上。斯大林开始提拔一批年轻、有学历的官员，逐步取代那些年老且大多来自军队的资深干部。斯大林曾计划在1962到1965年之间实施一场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型，甚至考虑逐步废除货币制度。然而，这一构想缺乏足够的支持，尤其在当时，苏联积累了大量卢布和外汇储备，改革的基础条件并不成熟，因此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为了确保权力稳固，托洛茨基主义者——通常被认为是亲西方的势力，且与西方利益紧密相连的“第五纵队”——成功削弱了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影响力。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人借此机会推动了自己的改革计划。虽然这些改革曾获得部分支持，但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长期目标，没能阻止苏联的解体。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激进，但两者在改革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也最终导致了相似的结果，成为了苏联崩溃的催化剂。

虽然许多人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致命错误，但赫鲁晓夫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改革，实际上早已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斯大林曾设想将苏联的共产党体制逐步转型为一个由管理精英控制的系统，而不是单纯的权力机关，这意味着真正的治理权将交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然而，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坚决反对这一设想，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更不愿见到斯大林所倡导的以公平与人性化为基础的“黄金时代”来临。

赫鲁晓夫与支持者摧毁了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遗产，开始推进基于西方理念的改革。列宁时期的革命卫士对此并未加以阻止，因为他们对现状感到满意，党内的冷漠和漠不关心也为这些改革提供了温床。最终，苏联错失了可能带来光辉未来的机会，赫鲁晓夫和支持者摧毁了这一机会，为苏联的解体铺平了道路。斯大林失势后，赫鲁晓夫的改革成为了苏联解体的转折点，尤其是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标志着反马列主义改革的正式开始。

这一报告不仅动摇了苏联体制的根基，也让大量忠诚于马列主义的民众感到极度失望。苏联的声誉和政权威望遭受重创，党内出现了剧烈分裂，马列主义阵营陷入了深深的动荡。赫鲁晓夫开始偏离“按劳分配”的原则，转而推动平等主义政策，这一转变不仅让人们对马列主义产生怀疑，也促使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产生浓厚兴趣。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虽然赫鲁晓夫提高了工资，但他却冻结了工资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生产的基本结构，这导致了苏联经济的长期停滞，进入了死气沉沉的状态。斯大林时期，物质激励对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赫鲁晓夫借鉴西方理念进行的改革，反而加剧了苏联的衰退。他的改革逐渐削弱了苏联的整体实力，最终使其成为西方精英管理模式的“马列主义”变种。在这种体制下，普通民众被要求为体制内的马列官员服务，而这些官员则通过体制为自己建立了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可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尝试，尤其体现在物价上涨方面。物价上涨通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此外，赫鲁晓夫的改革还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他放弃了建设强大海军的计划，而海军对于保护苏联的全球利益至关重要。赫鲁晓夫大幅削减了航空预算，认为随着弹道导弹的出现，大规模的海军和空军不再必要。因此，他废弃了大量飞机，并迫使许多有潜力的军事项目停滞。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还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防能力。

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苏联的农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盲目扩张和农业部门的关闭导致了农业的衰退。许多小村庄被宣布为“无前途”并被废弃。为了开垦新土地，赫鲁晓夫投入了大量资源，但由于方法不当，这些土地最终变成了盐碱地。赫鲁晓夫提出的“玉米计划”、肉类生产和牛奶计划等农业项目相继失败，第二次集体化——禁止农民饲养牲畜和拥有农地——彻底摧毁了农民的生计。

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在经济、军事和农业领域造成了严重后果，还激化了民族问题。他恢复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自治权，导致了民族冲突的加剧。同时，卡尔梅克、卡拉恰伊和巴尔卡尔等民族的自治权也得到了恢复，许多民族的代表开始在各自的共和国中担任重要职务。斯大林时期的“民族问题冻结”政策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改变加剧了苏联的解体。

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同样充满失误。他对埃及、伊拉克等国的支持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与中国断交被认为是巨大的战略错误，迫使苏联在边境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此外，赫鲁晓夫承诺将千岛群岛中的三个岛屿归还日本，这一决定至今仍在俄日关系中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全方位削弱了苏联的社会、经济和国防实力。更为严重的是，这场改革深刻改变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平均主义、特权意识、西方价值观和消费主义逐渐侵蚀了苏联社会的核心价值。在赫鲁晓夫主导的体制下，事业主义者把物质福利视为生活的最终目标，而西方国家趁机展开信息战，使得物质价值逐渐取代了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