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横杂志
林徽因的一生虽然相对短暂,却留下了大量精彩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仅对于林徽因来说有纪念意义,有的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但一些照片由于时间久远,后人标注或配色并不准确,利用它们来阐释和佐证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作出的贡献,必然会形成错位。本文试着对几张照片作一下辨析。
01与梁启超、梁思庄在长城的合影
梁启超对林徽因很是欣赏,正是因为他的欣赏与呵护,才从根本上成就了梁思成、林徽因的爱情和婚姻。有一张照片,是梁启超带着林徽因和次女梁思庄一同游览长城的。梁启超站在照片左边靠下,林徽因和梁思庄站在梁启超后面,位于照片正中间。对于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梁家后人所编著的图书里标注为“1925 年前后”,如梁再冰口述、于葵执笔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受此影响,其他关于梁思成、林徽因的书里对此均如是标注。而曹汛先生在2022年出版的《林徽音先生年谱》中标为“1924 年”。到底是不是这两个时间呢?本人认为都不是,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23 年10 月上旬。
林徽因(右)与梁启超(左)、梁思庄(中)游览长城
1924 年5 月底,梁思成、林徽因双双前往美国留学,一直到1928 年8 月13 日回国。在这期间,1924 年7 月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病逝,1925年12 月林徽因父亲林长民不幸遇难,两人都没有回国。那会不会是他们回国后即由梁启超带领林徽因、梁思庄去的长城呢?梁思庄1925 年4月去加拿大留学,1928 年8 月还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学习,而且梁启超此时病重(1929 年1 月19 日病逝),梁思成要赶往东北大学筹建建筑系,林徽因要带着母亲赶回福州看望家人。所以说,1925 年和“之后”说不能成立。那么,只能是1925 年以前。到底是哪一年呢,是曹汛先生所说的1924 年吗?应该也不是。
看此照片,他们三人都穿得比较单薄,林徽因和梁思庄穿着裙子和紧腿裤袜,梁思庄没戴帽子,脸被晒得黑红,额头似乎汗津津的样子。此次出游还有一张照片,上面多了两个男孩子。看周边的景色,应该是相当暖和的天气。紧挨左边林徽因的应该是梁思成,他拿着拐杖(因为腿曾经受伤),穿着单西装。
就长城一带气候来说,一行人这种装束来此,肯定不是冬天或早春,应该是4 月或者更迟些才行。既然如此,此张照片如果摄于1924 年,显然不可能。4 月,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开始筹备泰戈尔访华。4 月23 日,泰氏到达北京,林徽因一直担任翻译陪在身边。5月20 日,泰氏前往太原,林徽因送别后即和梁思成启程,由林长民护送到上海,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既然冬末早春游长城不是这种装扮,那会不会是这年天气转暖的时候梁启超从中抽出一天带他们去的长城呢?泰戈尔来需要接待,二人又得启程留学,如此紧张的时间和安排,想来应该也不会,看《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也无此种记载甚至“迹象”。
那就应该是1923 年。1923 年5 月7 日,梁思成骑着姐姐梁思顺送给他的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去参加“国耻日”(1915 年的这一天,日本向中国递交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由此这一天被爱国学生包括各界民众称为“国耻日”)游行集会,结果在南长街口进入主道时被疾驶而来的时任陆军部次长金永炎的小汽车撞倒。听到这个消息,一家人都吓坏了,包括林徽因。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天天前去陪护。由于天热,梁思成常常打赤膊,林徽因也不避嫌,经常用毛巾帮他擦拭。此段时间,梁思成的来往信件也都由林徽因代笔。林徽因的陪护不仅让梁思成消减了病房的寂寞、身体的痛苦,更加深了两人的感情。李蕙仙曾对林徽因这些行为看不惯,认为虽然两家就她和梁思成的婚姻已经有约定,可还没有订婚,更没过门,这些行为有违“妇德”和“检点”,但梁思成坚决站在林徽因一边,不惜和母亲怄气。梁启超也站在林徽因、梁思成一边,知道情形后立即出来劝说化解。
此时一直到本年10 月,林徽因很多时间都待在梁家,甚至一段时间被梁启超带在身边。梁启超要考察自己看好的儿媳的品性修养到底如何,以及这对由他和林长民看好的小儿女的姻缘到底合不合适。结合梁思成受伤林徽因陪护和这些考察,梁启超觉得林徽因和儿子梁思成的结合应该会给儿子各方面带来促进,两个人也一定会幸福,这应该是一段好婚姻。由此,虽然“未聘”,但在梁启超心中,林徽因已经是一个好“女儿”、好“儿媳”了。
梁启超在5 月17 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说:“现汝母尚在城,每日往看彼(指梁思成)两次。徽音 (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上海男作家林微音名字太过接近,故改名林徽因——编者注)亦日日往,俨然姑媳相依矣。”8月8 日信,“思成、徽音来信,寄你一看,便可以知道他们现时情状(也可以见那位不害羞的女孩儿如何可爱)”。9 月10 日信,“思成给他们(指梁思永、梁思忠)的信,放在我桌子上,寄给你一看,看你那顽皮的弟弟和将来的顽皮弟媳”。9月15 日信,他对梁思顺说,16 日中午从天津回到北京要带思成、徽音去吃饭。10 月6 日信,说他写信时,“现在思成、徽音、庄庄都在清华,看着我写这封信”。随后,梁启超又带他们爬了趟居庸关长城。据新公布的林长民1923 年10 月16 日给林徽因的信:“居庸关外游兴如何?得任公先生书,知已返京,劝我归去。我之复书,汝或能见之。昨乃有一踪迹,极谏远人,告我云:‘任公来书劝归,实受吾徽运动。’” 这段时间梁启超给梁思顺写的信很多,有的甚至直接由林徽因代笔。比如,6 月13 日的信,梁启超如是交代,“宝贝思顺,连接汝多书,读之不厌,吾书乃皆徽音代笔书,晚到数日,累汝虚惊不少”。看来不仅如此,从林长民这封信可知,林徽因已经能给梁启超出主意,并且梁启超居然也听从了。
梁启超内心非常喜欢林徽因这个准儿媳妇,所以后来说到对这桩婚事的促成,是那样得意。他曾带着夸耀的口气地对梁思顺说:“徽音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对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
由上可知,这张照片应该是梁启超带领他们爬居庸关长城留下的,与梁启超信中所说的名单能对上,穿着也与当时当地的气候相匹配。
02 与梁思成测绘北陵麒麟的照片
梁思成、林徽因系统调查测绘中国古建和雕刻,是在他们任教东北大学建筑系时从沈阳北陵起步的。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两个正在测绘北陵神道两边神兽之麒麟。林徽因骑在麒麟背上,梁思成立在麒麟左前。照片的时间被梁家后人标为1929 年。虽然此时二人都在东北大学任教,但标为1929 年显然不确。
林徽因(左)与梁思城测绘北陵麒麟
1929 年1 月19 日,梁启超先生病逝;2 月17 日,在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天津《益世报》1929 年春季增刊《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帮助梁思成处理完丧事,根据东北大学校史记载,3 月,林徽因赶赴东北大学任教。既然如此,此年她和梁思成开始测绘北陵并留下这张照片有何不妥呢?
我们看这张照片,林徽因是单衣短袖短裤光腿,梁思成虽然衣着整齐打着领带,但上衣也是单衣且挽着袖子。这种着装在关外沈阳应该是夏季或秋初。林徽因1931 年初肺病发作且到危险地步,一种原因就是不耐东北漫长的严寒。她敢于如此着装去测绘北陵,肯定是天气非常暖和。
那是在1929 年夏天或秋初吗?从表面上讲,确实可以。但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1929 年8 月21 日,梁再冰在北京出生。按此推算,1928 年11 月下旬,林徽因就怀孕了,她去东北大学时已经怀孕三四个月。到了夏天,已经大腹便便快要生产的林徽因还能爬上爬下进行测绘吗?肯定不能。但看此图中的林徽因,她骑在麒麟后背上,毫无怀孕的样子。
那会不会在生产过后呢?根据梁再冰回忆,林徽因是回到北京在协和医院生产的。根据中国传统习惯,女人生产后至少要坐月子一个月,之后也还需继续保暖,防止风寒侵袭。按此计算,林徽因最快回到沈阳也应是9 月底了,而此时沈阳的气温对林徽因来说应该不允许了。
由此可以说,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不是1929 年。
那会不会是1931 年?1931 年初,医院对林徽因下了肺病警告后,林徽因即带着女儿、母亲上了香山休养,一直到10 月才回到北京城里。6月,梁思成也接受朱启钤、周诒春两位先生的邀请,从东北大学回京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部主任(后为法式部主任)。就此,这张照片摄于1931 年也不可能。
那就只能是1930 年。1928 年秋季开学后,林徽因先是回福州探亲。9 月中旬出发,20 日到达上海,10 月2 日再动身去福州。10 月17 日,病弱的梁启超致信(这是梁启超最后一封信)梁思成,要他致信林徽因,到上海后电告船期,以方便船到塘沽时有人接她们。按当时通信和乘船的速度来推算,林徽因回到北方最快也得10 月底或11 月初了。此时,梁启超病情更加严重,作为长子长媳,她和梁思成都得陪护在身边。应该说,那一学期,林徽因可能就没有去东北大学任教(即使去了,时间可能也很短暂)。1929 年3 月,林徽因到校后,因上一学期的耽搁,她和梁思成都得赶着补课(上一学期有的基础课因和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相同,是和该专业合课一起上的)。而此时建筑系老师只有他们夫妇二人,虽然只有十名学生(常世维、萧鼎华、郭毓麟、李兴唐、刘致平、刘国恩、白凤仪、孙继杰、丁凤翔、铁广涛),但该开的基础课都不会少。根据后来学生们的回忆,他们两人对课程都抓得很紧很严,因此,这学期二人的教学任务更显紧张。1929 年秋季开学,经过梁思成的努力,他把他的校友同学陈植、童寯、蔡方荫都请来东北大学建筑系,教学力量大增。到了1930 年夏秋,从教学任务方面看,他们应该有了相对空闲的时间从事东北地区古建的调查与测绘。从孩子的角度来说,此时的梁再冰快满一周岁了,林徽因也能够松手哺育抚养了,这使她能够放心走出去和梁思成一起开展此项工作。因此,这张照片只能是拍摄于1930 年,而从事古建调查测绘工作应该是从1930 年夏秋开始的。
林徽因从福州回来,也将二弟林桓(即林璎父亲)、堂弟林宣等人带来,并带进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林宣一届、后来担任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的张镈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梁师作为建筑史专家、学者,自然对祖国建筑艺术产生好感。因此,在1930 年下学期,他先到东大近郊的北陵去做实地的调查测绘工作,开始了他向中华民族文化进军的科研生涯。”(《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11 月第1版,第20 页)
这段时间,梁思成、林徽因和梁再冰的照片,共有五六张,除了那两张林徽因抱着襁褓中的梁再冰的照片摄于1929 年外,其他几张梁再冰坐在铁栏杆上、站在林徽因腿上和梁思成手上的,应该都摄于193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