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出版了他的著作《神灵之手》，在书中，他详细记录了他在红军队伍中度过的十八个月，并生动描写了红军的长征。勃沙特的笔触之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老人：

“从远处看，他像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外国人。但当你靠近时，你会发现这个穿着得体、留着长胡须的中国老绅士，竟然是一名红军战士。更神奇的是，这些年轻的红军用滑竿将他抬起，还在下面垫上柔软的褥子，尊敬地称他为‘周先生’。”

这位“神奇老先生”名叫周素园，虽然他身处红军队伍中，但并不是共产党人。他来自贵州，是当地的名士。周素园名培艺，字树园，也常以“素园”为人熟知。他的才华早在十六岁时就展现出来，考中秀才，十九岁便接连考中贡生。

贡生身份意味着他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并有机会被朝廷任命为官。然而，年轻的周素园已经对腐朽的清朝统治深感失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官职，转而在贵州创办报纸，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素园积极响应全国的革命浪潮。在1911年，他成功推动了贵州的独立，成立了贵州军政府，并被推选为行政总理。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军阀的混战使得贵州政权被唐继尧篡夺。此后，周素园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包括两院秘书和稽勋局调查员等。但他对军阀混战与官员之间的尔虞我诈深感厌倦，最终辞去官职，回到家乡，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1936年，红二军团攻占了毕节县城。红军进城后，发现了一座古老的院落，最初他们以为是某位地主的宅邸，没想到在书架上竟发现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红军战士惊讶地议论道：

“怎么可能，地主老财居然也在读马列主义？”

“而且你看，这些书上有很多标记，圈圈点点，肯定是很仔细地读过。”

他们将这一发现迅速报告给了王震，王震赶来一看，也感到十分惊讶。这时，院子主人周素园正好回到了家。看到红军驻扎在自己的院子里，他并没有感到惊讶或恐惧，反而乐呵呵地走进了书房。

当王震得知眼前这位老先生便是周素园时，立即向他道歉，而周素园则宽容地笑了笑，表示并无过失。王震随即问道：“周老，您曾是国民党的高官，怎么不怕我们红军？”

周素园笑着答道：“我怕什么？我没做过坏事，反倒是你们要是滥杀无辜，那才算不是真正的革命队伍。”

王震继续问道：“那您为什么对马列主义这么感兴趣呢？”

周素园回答：“这些书我当年在外做官时得到的，那时马列书籍还是禁书。但我研究它们已经十多年，认为马克思讲的很有道理。我们中国需要一条光明的大路。”

周素园的思想使得贺龙、任弼时等红军高层深感认同。红军在毕节期间，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主动提出担任总司令，并将指挥部设立在自家院中。周素园的号召使得周边许多地方的武装力量纷纷加入，迅速组织起一支五千多人的武装队伍。

1936年3月，当红军准备继续长征时，周素园向贺龙提出希望能与红军一起长征。尽管贺龙和任弼时担心他年纪过大，身体吃不消，周素园却毫不犹豫地坚持：“别看我年纪大，但我是硬骨头，革命就不怕吃苦，跟你们走！”

贺龙看到周素园如此坚定，欣慰地握住了他的手，从此，周素园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的一员。

周素园的加入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震动，许多人纷纷议论：“连周素园都加入共产党，那党国元老还剩下几个？”在长征途中，周素园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红军做出贡献。他向云南将领孙渡写信，劝其不要盲目相信国民政府，为自己留条后路，避免了红军不必要的损失。

周素园还向冯玉祥、张学良等国民党高层写信，号召他们团结抗日，为国家的未来着想。虽然在长征途中，周素园身患多病，尤其是因吸食大烟留下的后遗症，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堪忧。贺龙曾建议将他送到香港养病，但周素园拒绝了：“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看到了光明，怎么能轻易离开？我宁愿死在红军队伍里！”

在长征中，周素园得到了红军战士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身体不适，他依然坚持与红军一起前行。在红军队伍中，周素园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他在家书中写道：“这里有温暖的阶级友爱，大家一起吃饭、一起住，大家都在相互关心着。”

1936年，当红军到达保安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了周素园，并安排他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员。通过在红大学习，周素园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他在家书中感慨：“现在的我与过去完全不同，对一切看得更加宽广、潇洒。”

西安事变后，周素园积极奔走，推动各界联合抗日，他的努力为促成抗日统一阵营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周素园写下了“遗嘱”，决心随军行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家庭个人之事已无关紧要。”但就在他准备为国捐躯时，他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特别是双脚的病情加重，令他行动不便。

他决定通过贺龙向毛主席提出回乡的请求，毛主席写信回应：“您是我们的可敬革命同志，您不仅是我们的动力，也为我们鼓舞了力量。请保重身体，我们将继续支持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