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14日上午，河南光山北向店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2旅的旅长戴润生，面对三倍敌军的压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敌人由“五大主力”之一的胡链整11师派出的三个旅组成，正如猛兽般一次又一次地向2旅的4团、8团和5团发动进攻。然而，戴润生最为担心的并非敌人的兵力，而是距离不远的指挥所，尤其是位于指挥所后方不到500米的地方，那个地方藏着“老头”——刘伯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司令员，刘邓大军的核心人物。

清晨五点，戴润生正带队赶往预定的北向店驻地，突然间，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刘伯承司令员。他不禁愣住了，按理说，刘伯承和野战军应该在吴忠前卫的20旅后面，而为何会突然出现在2旅的阵地上呢？原来，昨晚刘伯承的指挥机关与吴忠20旅在浓雾中走失，最终不幸与胡链整11师驻扎在了同一个村里。深夜里，刘伯承被警卫急促地唤醒，获悉了危急情况。刘伯承立即指派侦察员去探查情况，但不幸的是，侦察员王文帧骑马返回时带回了两个被俘的战士的消息。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刘伯承冷静应对，指挥部队利用唯一的桥梁出村，迅速转移至山中。

所谓“山”，不过是几片丘陵地带。当戴润生和刘伯承会面不久，20旅吴忠急报传来，一纵副司令员尹先炳也带着一连赶到这里。看到刘伯承安然无恙，大家松了一口气。然而，眼前的危局并没有消失。

不久后，6点半左右，敌军胡链整11师的18旅，指挥官覃道善已经开始封锁北向店的通道。胡链得知敌军高层机关与自己的部队住在同一村庄后，便迅速猜测这很可能是刘伯承所在的指挥所，决定对其展开围攻。为了确保捉住刘伯承这一目标，胡链一方面指挥覃道善的18旅阻击，一方面派出另外两个旅加强包围。

胡链将这个信息迅速报给了坐镇九江的白崇禧，“小诸葛”白崇禧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后，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刻指示胡链及部队加强对刘伯承的追击，同时调动罗广文的整10师和吴绍周的85师加入战斗，誓言要活捉刘伯承。

然而，刘邓大军并非坐以待毙。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的指挥员们，包括杨勇、尹先炳和戴润生，迅速开展了布防和准备工作。尽管他们深知即将面对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最令他们担忧的依旧是刘伯承的安危。大家希望能够让刘伯承和指挥机关先行撤离，以便不影响前线作战。然而，刘伯承坚持与战士们共同作战，决定等到天黑时一同突围。

北向店的战斗一触即发，2旅成为敌军首轮攻击的目标。在刘邓大军的四个纵队中，杨勇一纵的战力最为强大，拥有1、2、19、20四个旅，这在刘邓大军中极为罕见。由于一纵由杨得志一纵和杨勇七纵合并而成，实力远胜其他部队。2旅正面遭遇的是敌整11师，晋士林4团的任务是抵挡住11师18旅的进攻。

在战斗中，2旅的通信指令出了差错，导致警卫连误听指令，将“黄衣岭”误听为“黄叶岭”，因此带着警卫连向错误的高地进发，恰好迎上了敌军18旅的先头部队。双方一番激战，警卫连坚决顶住了敌军的进攻，成功打乱了敌人“活捉刘伯承”的计划。

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戴润生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他指派高涨带领警卫连坚守张大湾西北的无名高地，阻挡敌军18旅的进攻。在这片高地上，敌军的进攻从一个排、一个连逐渐扩展到一个营，伤亡不断增加。显然，敌人已经识破了刘伯承的指挥部所在，并急于捉拿这位“军神”。

关键时刻，晋士林和布克赶到前线接替警卫连阵地，并誓死守住阵地，直到天黑。戴润生对他们交代：“旅部的后面就是纵队，再往后500米就是‘老头’。”晋士林和布克坚决执行命令，面对越来越猛烈的敌军进攻，4团的3营承受了最大的压力。上午11时，敌军开始突破阵地，戴润生果断指示4团3营动用预备队反击。

但就在此时，戴润生通过望远镜看到前方的战况愈加惨烈，士兵们甚至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用铁锹和石块与敌人展开搏斗。无奈之下，戴润生通过电话向杨勇请求支援，恳求能为4团调配更多兵力。杨勇则坚决表示：“老头不愿撤，他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守住阵地。”但还是答应从自己的警卫连抽调一个排支援。

戴润生和晋士林、布克都强调：“无论如何，阵地必须守住。”戴润生更是将“阵地”与“脑袋”作了严格区分，要求他们决不松懈。政委石新安也特意叮嘱4团的政委布克：“战斗非常激烈，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不许丢掉阵地。”

与此同时，敌军覃道善18旅对2旅4团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胡链也指派另一支部队向2旅8团的侧翼发起攻击。然而，8团团长薛宗华凭借精湛的指挥，成功将敌人挡在了阵前。到了下午3点，敌人再次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成功占领了一些前沿阵地，但在4团团长晋士林的带领下，敌人被重新压了下去。

随着天色渐晚，敌军最终停止了进攻，转入防守。2旅在一纵1旅、20旅的支援下，成功掩护刘伯承的指挥机关突破敌人的包围，消失在了逐渐昏暗的夜色中。而远在九江的白崇禧，则只能在千里之外，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