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由于停战协定的签署与生效，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以外的战场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决定标志着一段激烈战争的结束，双方都开始进行谈判，以解决军队建制的问题。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晋察冀军区收到上级命令，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精简与整编。在所有战区中，晋察冀的精简程度尤为显著，从原有的9个野战纵队缩减至仅有4个纵队（其中杨得志纵队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

对于这场精简和整编，晋察冀军区的各级领导者恐怕都怀有不满之情，尤其是那些奋战在前线的指战员们。毕竟，这支队伍经过多年的艰苦磨炼，才逐渐壮大起来，许多人对此心感不甘。究其原因，晋察冀军区的大规模精简与北平设立的军调部密不可分，这种做法表明了我方向敌方传递的和平诚意。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晋察冀军区在全局稳定中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张家口参与晋察冀中央局会议时，冀热辽军区副司令李运昌得知上级要求各解放区进行部队精简，他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尽管现在局势表面上是停战，但实际上枪声依旧不断，内战的阴影依然笼罩，李运昌认为我们必须准备迎接更大的战争，因此不应支持部队的削减，而是要扩编，以增强战斗能力。

然而，有些地方干部对李运昌的观点并不赞同，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毫无疑问，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其职责和义务。其次，部队的后勤保障依赖于地方百姓的支持，部队人数的增加无疑会加重对老百姓的负担，导致他们生活条件的恶化。减少部队可以有效减轻这一负担，这是基于供需关系的考量。

对于军队的干部而言，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建立起来的队伍不可轻言减弱，尤其是在国军仍在东北及其他战区频繁挑起战事的情况下。尽管表面上看似和平，但这种表象是脆弱的，不应轻敌，反而要增强力量，而不是减少。身为冀热辽军区的重要将领，李运昌参与过山海关和承德的保卫战，他深知敌人在东北和冀热辽地区不断增兵，停战协定虽然签署，但小规模的冲突仍频繁发生，因此他坚持认为不能精简。然而，地方干部则认为当前上级的指示必须遵循，认为李运昌的提议过于冒险。在会议上，李运昌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最终还是决定了进行精简。

根据实际情况，冀东军区在这一轮精简中有所调整，尽管政委为地方负责人，但司令、副司令与参谋长等仍表示反对，他们与李运昌持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不仅不可减员，甚至应该增加兵力，但这并未改变对精简的决策。由于热河地区频繁发生战斗，其部队并没有参与到精简中。

在晋察冀军区其他主力部队被精简后，许多老弱病残的士兵被迫退役，部分仍具战斗力的士兵则转移至地方武装，由此导致机动部队数量显著减少。几个月后，全面内战爆发，晋察冀的兵力状况愈发紧张，尤其在张家口的保卫战中，主力部队被调动至东线，西线的兵力显著减弱，结果被傅作义利用了这个薄弱环节。

战斗结束后，在涞源的会议上，第二纵队的司令郭天民对精简带来的部队削弱表示了异议；而在肖克和郑维山的回忆中，也提到精简导致的战斗力下降对作战任务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