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日在“覃仕勇说史”平台发布了题为《项英为何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只因其另有“雄图大志”》的文章。文中提到，项英虽然深知皖南地理位置险要，却始终不愿意移师江北。分析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江北发展的困难估计过重，更因为他对自己在江南的游击战经验过于自信。对于项英来说，江南是他深耕了三年的战场。这里他人熟地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且自己熟悉地形和环境，早已有了周密的布局和部署，这一切都让他无法轻易舍弃。

相反，若是迁至江北，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更为复杂的是，江北地区的敌方势力错综复杂，国民党军、日军、伪军等多个力量交织其中，风险巨大，回报却并不相称，这让他觉得不值得一试。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便是项英在新四军创建之初，因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屡次遭到延安批评，甚至被指责“上了国民党的当”。虽然最初项英对此并未放在心上，但随着延安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明已经认错，项英却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愈加沉重。

在江南，项英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尤其是新四军的许多工作和任务都是他亲自操办的，离开这里，自己的影响力将大幅削弱。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移师江北，项英很可能会被调回延安，而这一点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说到项英的种种考量，就不得不提到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情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的游击队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国民党最终同意将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新四军。这个番号的来源，得到了蒋介石和叶挺的共同认可。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深受蒋介石的信任。而毛主席也认同这个番号，因为他最初创建红军时就有“四军情结”。

然而，双方在指挥权上产生了冲突，最终的安排是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尽管叶挺是国民党的代表，但由于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曾到过延安，因此中共同意他担任军长，并确保新四军的最终指挥权将交给我党。尽管如此，项英作为副军长，一直是新四军的核心人物，并与叶挺、张云逸、袁国平等人共同合作，领导着新四军。

初期，新四军向延安报送的电报大多由项英接收，叶挺则较少收到来自中央的直接指令。这使得叶挺一度产生辞职的念头，甚至在皖南事变后，叶挺在囚禁期间曾写下感慨：“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

正如前文所述，项英在新四军的很多决策上，与中央的指示未能完全对接，甚至在处理自己与叶挺的关系上也存在不少困难，这影响了新四军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中央对项英的表现逐渐不满，甚至有意将其调回延安，将新四军的实权交给叶挺。项英对此感到压力倍增，更加不愿意执行北移的决定。

到了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终于决定北移，但两条路线的选择却充满争议。毛主席建议的东线路线较为安全，从云岭向东经马头镇、孙家埠等地，再渡江进入苏南。虽然此路线较远，但因其经过我军的交通线，沿途兵站众多，且群众基础扎实。而蒋介石指定的北线路线则较为危险，经过铜陵、繁昌，进入日军防区，充满了重重风险。

然而，项英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南线。这条路线不但绕远，而且会经过国民党的防区，随时可能遭遇伏击。项英的选择可谓充满了战略考虑，他认为在南方开展游击战比迁往江北更为可行，若是国军进攻，新四军可以就地作战。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项英在危急时刻竟然带着少数人离开了部队。此时，延安方面急电叶挺要求其全权指挥，带领部队突围。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叶挺为保全部队不得不与敌人进行谈判，最终遭到扣押并囚禁。之后，叶挺得知项英不幸被害的消息，不禁黯然神伤，感叹道：“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并非与我合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