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费尔特，罕见地亲自前往台湾，与蒋介石会面。此行的唯一目标是亲自劝说蒋介石派兵反攻大陆。费尔特对自己能够成功说服蒋介石充满信心，因此在前往台湾的旅途中，他的心情轻松而愉快。

首先，印度在中国边境的挑衅已经持续多年，而中国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不愿轻易挑起战争。这种克制让印度的行为变得愈加嚣张，频繁在中印边界制造摩擦。终于，在1962年，毛主席决定采取行动，通过一场自卫反击战收复失地。在作战地图前，他指着印军的据点冷静地说了句“扫了它”，这标志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开始。

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举动正中他们下怀。由于在正面战场无法击败中国，美国一直通过各种手段制裁中国，并鼓动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挑衅。一旦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会陷入长期的战争困境，届时美国不仅能向印度出售武器赚取丰厚利润，还能限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蒋介石多年对美国的依赖可谓根深蒂固。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时候，他依旧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解。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仍不忘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曾主动提出派兵支援美国，展现出他为实现个人野心几乎不择手段的决心。

费尔特非常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也知道他曾在刚到台湾时，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希望能得到支持反攻大陆。蒋介石手中不仅有庞大的陆军，还拥有一个强大的空军，战机数量多达400多架。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船多达51艘。即使我军收复了强大的重庆号，在蒋介石空军的威胁下，我们的舰队也只能自沉海底。可以说，蒋介石无论在空军还是海军上，都在当时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蒋介石虽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但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战机和战舰所需的燃料极为匮乏。根据当时掌握的能源资源，他的空军和海军最多只能支持两个月的常规作战。尤其是在后期保养问题上，各种所需材料的短缺更是让他陷入困境，因此他不得不再次向杜鲁门寻求援助。

然而，杜鲁门并非罗斯福，他显然缺乏足够的战略眼光。在蒋介石向他提出援助请求时，杜鲁门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并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大陆”，他将选择袖手旁观。这一态度显示了美国对蒋介石的信任不足。即便如此，蒋介石对“反攻大陆”的渴望依然未曾消失。

此时的局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随着印度在边境的不断挑衅，中国的自卫反击战已经打响，蒋介石认为，这正是他“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最令费尔特感到自信的是，在出发之前，他得到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明确支持，承诺提供足够的援助。这意味着，蒋介石如果此时出兵，不仅没有后顾之忧，还能获得美国提供的武器、弹药和所需的空军海军物资。

费尔特认为，肯尼迪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决定至关重要。两年前，当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曾提出“反攻大陆”的想法，但由于美国将台湾视为其在远东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心蒋介石的冲动行动会打乱战略部署，并受到西方国家的压力，肯尼迪最终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这使得蒋介石再次碰壁。

考虑到这些因素，费尔特自然对此次任务充满信心，一路上轻松愉快，带着满腔的期待抵达台湾会见蒋介石。两人见面后，费尔特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是带来希望的使者，开始与蒋介石展开谈话。

费尔特寒暄几句后，便直奔主题，将肯尼迪的态度转达给蒋介石。他详细分析了当下的国际局势，并阐明了蒋介石此时出兵“反攻大陆”的战略意义。为了打消蒋介石的疑虑，费尔特还特别提到情报显示我军在西藏的作战非常困难，补给线远距离且极其脆弱，几乎是“九人补给一人作战”，这意味着我军将无法有效应对敌人的反击。如果蒋介石此时进攻，必定能一举成功。

然而，费尔特的预期并未完全成真。蒋介石在听完他的分析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兴奋，反而显得异常冷静。接着，蒋介石的话让费尔特感到震惊，他说：“这场战争是我们收复失地的正义之战，如果此时出兵大陆，必定会遭到世人的唾弃，不是你所说的‘良机’。”这一番话让费尔特意识到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蒋介石此时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美国一直把他当作棋子，支持他并非出于对他个人利益的关心，而是为了美国在华的利益以及在远东的战略布局。美国此前为何不允许他“反攻大陆”？其实是因为他们担心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可能影响到他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如今，美国之所以改变态度，不是因为认为时机成熟，而是希望他借机配合印度制造更多的摩擦，从而牺牲台湾的年轻士兵，为美国谋取更大的战争利益。

在送走费尔特之后，蒋介石与陈诚交流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陈诚，自己拒绝出兵并非害怕失败，而是因为通过多年的发展，我军如今足以轻松应对印度的威胁，动用兵力也不需要过多。而台湾即便此时出兵，反攻大陆的梦想也不过是给美国做炮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