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冼恒汉在兰州军区担任政委已整整22年，突然被调离，令他在回忆录中掀起一番思绪的潮涌。他的调动并非偶然，上层领导随即表示将为他重新安排工作。对此，冼恒汉抱有接纳的态度，理由有两方面。

其一，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其背后显示出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韩先楚被调往大西北，这一岗位与他原来的大东南相隔数千公里，实属对角线的换位。两地不仅在地理上相隔遥远，气候差异也极大：从一个潮湿多雨的南方地区转至一个干燥少雨的北方戈壁，换位的挑战显而易见。

而其他几位军区司令的调动则较为接近。比如，北京军区的李德生与沈阳军区的司令互换，济南与武汉军区司令、南京与广州军区司令间的对调，几乎都在地缘上相邻。然而，唯独兰州军区与福州军区之间的距离显得格外遥远，不禁引人深思。

有鉴于此，上级或许还有另一种考量。兰州军区的新任司令皮定均，曾担任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对二者之间的情况自然了如指掌。从1953年回国以来，皮定均一直在福建军区工作，福州军区建立后也持续担任副司令，足足有十五六年的时间。这段经历使他对福州军区的防守布局以及各个部队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而考虑到福州军区地处台海前沿，需要一位对各方面工作都颇具了解的将领，皮定均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韩先楚接任兰州军区之后，有观察指出他在生活要求上似乎较为严格，在工作上也展现出强硬的作风，常常不愿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冼恒汉和韩先楚之间的最大分歧主要出现在工作层面，特别是设防方面的问题上。尽管许多工程都在总部批准后有所推进，但在冼恒汉的治理下，却开始出现变动，原本的规范被挑战，总部因而对军区发出批评，冼恒汉则始终坚持自己的管理方式。在军区党委召开时，冼恒汉作为第一书记提出一系列问题后，韩先楚竟借故生病要求离开军区，明显回避了对话。

如此一来，军区亟需司令员出面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但韩先楚有时则因种种理由未能如约返回，甚至在愤怒中发泄情绪。冼恒汉认为，韩先楚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霸道”态度，是导致军政之间矛盾的主要根源。虽曾尝试要求上级进行干预，但考虑到时局与复杂的背景，最后却未能如愿实现二人的分开。

尽管如此，冼恒汉对与前两任合作的经历却一直保持良好的评价。张达志是冼恒汉在战斗年代一野时的老战友，虽然两人不在同一部队，但都归属于一野这个大家庭。张达志作为西北人士，在工作和生活中展现了朴素且艰苦的作风，为部队节省了数千万的军费。

当皮定均到来后，他继续秉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推行各项工作时也都井然有序。自1967年军队被派遣支左后，冼恒汉担任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及第一书记。在处理地方事务及负责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尽管出现了一些执行上的错误，他仍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他认为，尽管曾遭受一些批评，上级却对犯错的干部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治病救人”的态度，严厉批评而不狠罚，他对此深感动容，因此愿意换一个新的岗位工作，对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也表示接受。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冼恒汉选择留在北京，一边进行治疗，一边等待新的工作安排。这或许是对问题的过于简化，也或许是形势的发展决定了他的调动与过往有所不同。他在京城的等待长达五年之久，至1982年，兰州军区终于将他召回，旨在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这也算是一次自我认识与了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