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纸页间，一组穿越近百年的民国老照片被赋予鲜活色彩，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旧时光的斑驳窗牖。当黑白影像褪尽沧桑，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在色彩中重新呼吸，诉说着动荡年代里的时代褶皱。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宋美龄与中印缅战区总司令魏德迈一同视察了驻重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宋美龄以流利的美式英语发表演说，高度赞扬飞虎队在华作战期间的英勇表现。她特别肯定了飞虎队在滇缅战场和“驼峰航线”运输中的关键作用，是抗战后期中国的“空中生命线”。

194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之年，也是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此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中国战场仍需处理战后事宜。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作为中美合作的典范，其前身是陈纳德将军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自1941年成立以来，在滇缅战场和“驼峰航线”运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共击落日机2600余架，击沉日军舰船223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龄在此次活动中向飞虎队赠送了一枚珍贵的中国古代钱币作为纪念，由士兵Donald Painter代表接受。

1927年，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取得决定性胜利，直系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节节败退。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出于保护在华利益的目的，对部分战败士兵采取了特殊处理措施。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在1927年3月前后聚集了约2万名外国军队（包括英军），并设立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此时，部分溃败的军阀士兵可能被解除武装后转移至租界内的中立区域。

1930年正值土地革命时期，湖南作为苏维埃运动的核心区域（如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成为国民党当局“围剿”的重点目标。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如蒋冯阎中原大战）波及湖南，地方军阀何键（湖南省政府主席）为巩固势力，频繁调兵与红军及其他军阀混战。双重战火叠加，导致湖南城乡陷入“兵燹（xiǎn）连年，田园荒芜”的惨状。

据《湖南通史·现代卷》记载，战役期间，长沙城内“火光冲天，断壁残垣相望”，城外村庄因国民党军“坚壁清野”政策被焚烧殆尽。9月红军撤退后，国民党军入城报复，大肆搜捕“赤色嫌疑者”，平民房屋多被拆毁充作防御工事。

为镇压苏维埃运动，何键推行“清乡剿匪”政策，派遣军队进驻乡村，实行“诛连坐”“烧光、抢光”的残酷手段。例如，1930年冬，国民党军在湘东醴陵、攸县等地“围剿”时，将村庄视为“赤区”，动辄纵火焚烧，据当地县志记载：“每过一村，火光烛天，鸡犬不留，幸存者流离失所，啼饥号寒。”

家园被毁后，大量难民涌入城市，长沙街头“饥民盈野，扶老携幼，号哭之声震耳”（《何键治湘史料》）。据统计，1930年湖南全省难民超过百万，许多家庭为生存不得不“卖儿鬻女，换米三斗”，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曾转述湖南难民的惨状：“他们像幽灵一样在荒山间游荡，寻找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树皮、草根都被挖尽。”

此时湘赣苏区正处于初创阶段，苏维埃政府虽发动“分田地、救难民”运动，但因国民党军封锁，物资极度匮乏。例如，1930年10月，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救济灾荒条例》，号召军民“互济粮食”，但实际能提供的救助十分有限，许多幸存者仍需在死亡线上挣扎。

1928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动荡与转型期。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虽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但实则内部派系林立，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不断。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民众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开处决犯人成为了当局维持社会秩序、震慑民众的一种手段。在一些城市的刑场，如广州、上海等地，每当传出要执行枪决的消息，便会吸引大量民众前来围观，出现人山人海的场景。

这样的公开处决，除了有震慑民众的目的外，也是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宣告其统治权威，打压异己力量。

1927年12月的广州，继四一二政变后，广东笼罩白色恐怖。12月11日凌晨，叶挺、叶剑英率教导团、警卫团及工人赤卫队发动起义，数小时内控制广州城北。然而粤桂军阀迅速反扑，英美军舰炮击市区，起义军陷入重围。

13日午后广州失陷。随即展开全城清剿：颈系红领带的起义者、手有老茧的工人、甚至佩戴红布条的群众，皆遭血腥屠戮。长堤、西濠口等地成为刑场，尸体或弃街头或抛珠江，据统计约 5700 人遇难，包括苏联领事及朝鲜革命者。

起义失败后，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战东江、井冈山，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积累经验。周文雍、陈铁军等烈士 "刑场婚礼" 的壮举，成为革命浪漫主义象征。尽管广州城未被 "夷为平地"，但反革命暴行激起全国反抗浪潮 —— 正如中共中央宣言所指："烈士的鲜血，将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肥料。"

1928年前后，中国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政治腐败、司法专制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底层民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司法体系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照片是两名警察押赴死刑犯人上刑场，执行死刑。但为何他们嘴角都有微笑？

据《申报》等当时媒体记载，许多地方官员与士绅、黑帮相互勾结，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强占百姓财产、迫害异己。如1927年某省发生的“盐商冤案”，商人因拒绝向军阀亲信缴纳苛捐杂税，被诬陷为“通匪”，未经公正审判便被处决。

1947年7月，19岁的杜致礼原计划陪同患肾病的父亲杜聿明赴美就医。杜聿明因东北战场失利和健康问题，于1947年下半年向蒋介石提出赴美治疗申请，但因战局紧急被紧急召回，改派往徐州战场指挥作战。蒋介石为安抚杜聿明，转而通过宋美龄安排杜致礼独自赴美留学，并由宋美龄资助其进入韦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

杜致礼在韦尔斯利学院就读期间，家庭经济状况因杜聿明被俘（1949年1月淮海战役中被俘）而急转直下。宋美龄在得知杜聿明被俘后，立即中断了对杜致礼的资助。为维持学业，杜致礼于1949年转入纽约蒙特圣文森学院。该学院为教会学校，提供奖学金和免费教育机会，帮助她完成学业。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在安徽萧县张老庄被解放军俘虏。杜致礼得知消息后，生活陷入困境。同年圣诞节期间，她在普林斯顿的“茶园餐厅”偶遇中学时期的数学老师杨振宁（时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两人重逢后感情迅速升温。

杨振宁与杜致礼的缘分始于1944年西南联大附中时期，当时杨振宁担任杜致礼的数学教师。1949年的偶遇后，两人开始频繁约会。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举行婚礼，结为伴侣。1957年杨振宁获诺贝尔奖后，蒋介石曾试图通过优待杜家亲属（如资助杜致礼母亲曹秀清赴美）拉拢杨振宁，但未成功。

1934年，溥仪三妹韫颖（左）与丈夫润麒（中，溥仪皇后婉容胞弟）、胞弟溥杰（右）在伪满皇宫合影。韫颖与润麒的婚姻，是溥仪为巩固自身傀儡政权而促成的政治联姻。

润麒则是溥仪皇后婉容的胞弟，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急需通过家族联姻强化与日本的“亲善”形象，而润麒因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学习院），被视为“亲日精英”，成为理想的联姻对象。另外，润麒的姐姐婉容虽为皇后，却因溥仪的冷落和鸦片成瘾逐渐被边缘化，而润麒与韫颖的结合可防止婉容家族势力脱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