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与施工并不允许自由发挥，自唐代起，关于建筑工程的规范已逐渐成形。比如在元代，政府对官舍建设制定了详细的要求，规定“诸营建官舍，其所委监造人员，皆须躬亲指画，必要每事如法，一切完毕”，并明确如果建筑有问题，监修人员和工匠要为此负责并接受惩处。此外，在万历三年（1575年），政府发布了关于仓库建设的标准规定，强调官府仓库的建设必须严格按照统一规格进行，并要求“各委官及作头姓名，刻扁悬记”。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为确保地方建筑管理的有效性，政府规定“官民房屋、墙垣不许擅用琉璃瓦、城砖”，严格限制了建筑材料的使用。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将其纳入法律轨道，从而确保了建筑质量和施工效率。这表明，国家进行建筑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管理。

此外，建筑立法还有助于保护百姓的利益，这一理念贯穿在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筑工程的完成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因为人力的调配会影响农业生产，古代政府为了避免影响农时，经常通过法律规定建筑必须在秋收冬藏期间完成。比如，明代有规定京师官员的宅院“不得开挑池塘，亦不得在内取土筑墙，掘成坑坎”。这些规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古代建筑管理理念。

建筑立法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有效控制建筑工程的成本。建筑费用通常占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大部分，尤其是修建宫殿、坛庙等大型工程时。例如，明正德九年（1514年），乾清宫发生火灾，工部提出需要耗费百万两白银修复，朝廷因此下令“加天下赋如其数以营建之”。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地方修建大型官署或工程时也需要动用大量财力。为了控制成本，历代政府特别重视建筑过程中消耗的资源。元代规定了工程建设的时间节点和费用预算，清代则进一步细化了建筑费用标准，比如规定“各工计费在二百两以内者限一月，五百两二月，二千两三月，五千两四月，五千两以外按银数至三千增限一月”。

清朝在继承前代法规的基础上，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建筑工程的法规条例，包括《工部则例》、《工料则例》和《内廷工程做法则例》等，进一步细化了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要求。这些法规为统一建筑标准、保障质量和合理控制成本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的建筑法制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考工记·匠人》，它规定了建筑工程的实施规范。进入隋唐时期，营建规范逐步纳入法典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律体系。例如，唐代的《擅兴律》和《营缮令》便是专门针对建筑行业的法规。宋代沿袭了唐代的做法，并制定了《天圣令》，其中也涉及建筑工程的相关规定。

元代《大元通制》开始使用“条格”这一形式来规范建筑行为，进一步细化了前代的营建律令。明清时期，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建筑法规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律令、敕令和则例等多种形式的体系。《大清律例》是清代建筑法规的集大成者，它在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通过律令、疏注和条例形式进行实施。

总体而言，古代建筑法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松散到严谨、由简到繁的过程。最初的建筑管理通过简单的规定进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全面而复杂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系在保障建筑质量、控制施工成本和维护民众利益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