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元年（252年）四月，武昌宫内，71岁的吴大帝孙权阖然长逝。此时，这个盘踞江东长达81年的政权，正被重重危机裹挟。值得玩味的是，彼时曹操已离世32年，刘备托孤29载，诸葛亮星陨五丈原也过去18年，就连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司马懿，都已作古三年。这巨大的时间差背后，藏着东吴政权难以挣脱的结构性困局。

一、军事地理的先天枷锁：长江天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长江中下游独特的地理风貌，塑造了东吴特殊的军事体系，也埋下了致命隐患。在赤乌五年（242年），东吴水军规模达12万人，战船超2000艘，可职业陆军常备军却仅有5万。在濡须坞战役（222年）中，东吴水军凭借强大实力歼灭魏军300艘战舰，但同年陆战部队在江陵城下折损万人。

长江虽为天然屏障，却也带来难题。东吴防线总长2300里，平均每里江防需驻军52人 （数据源自《建康实录》）。永安五年（262年）西陵督步阐叛乱，陆抗不得不抽调建业守军驰援，暴露了纵深防御的脆弱。

以215年逍遥津之战为例，张辽的800死士实则是训练三年的“虎豹骑”精锐。吴军溃败时，前军指挥陈武战死后，中军潘璋即便斩杀逃兵二人，仍无法阻止溃散。战后统计显示，除战死者外，吴军因践踏、溺水损失达三千余人。

二、内部博弈的百年困局：江东士族与淮泗集团的权力拉锯

孙权晚年政治斗争的本质，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江东四姓（顾陆朱张）控制吴会21县，私兵约5.8万人；淮泗集团（周瑜、鲁肃后裔）掌控庐江6县，私兵2.3万人；皇族孙氏宗亲据守丹阳8县，私兵1.5万人。

赤乌九年（246年）“吕壹案”引发连锁反应。丞相顾雍被罢免，致使江东士族拒绝配合234年石亭之战的粮草供应。太子孙登去世（241年）后，淮泗集团失去代理人，陆逊在244年20次上书劝谏反遭斥责。到252年孙权驾崩时，江东四姓已把持23个太守职位中的17个。

三、继承人制度的溃烂：二元体系下的权力乱局

东吴独特的二元继承制，军事上形成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的都督体系，政治上则是张昭→顾雍→诸葛恪的文官体系。赤乌十三年（250年）废立太子事件，原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两大阵营对峙，中立派左右为难，最终导致20余名二千石以上官员被流放或处死 。

四、战略思维的代际退化：从进取到守成的无奈转变

东吴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差异明显。奠基期周瑜试图划江而治，扩张期吕蒙谋求全据长江，守成期陆逊选择保江东观衅，衰退期诸葛恪却只能虚张声势。嘉禾四年（235年），孙权与陆逊的对话颇具代表性，陆逊主张“务农桑，宽刑省赋，彼若衰乱，然后击之”，标志着东吴从积极进取转向被动防守。

时期 代表人物 战略目标 北伐次数 成果

奠基期 周瑜 划江而治 2 取得江陵

扩张期 吕蒙 全据长江 4 夺取荆州

守成期 陆逊 保江东观衅 3 石亭之战

衰退期 诸葛恪 虚张声势 1 新城惨败

五、地缘经济的天花板：不可持续的财政结构

东吴的财政严重依赖两项不可持续的收入。黄武五年（226年）诸葛恪丹阳征讨俘获4.3万人，但到赤乌年间可征山越已不足万人；卫温舰队（230年）远征夷州虽带回数千人，却耗费相当于两年江防预算。

250年数据显示，吴郡垦田数180万亩（占全国11%） ，但单位亩产仅1.2石，低于曹魏屯田区的1.8石。东吴中军士卒口粮标准，也从221年的月供2.5石降至252年的1.8石。

当孙权在神凤元年（252年）离世时，东吴已耗尽改革动能。与曹魏成型的九品中正制、蜀汉尚能维持的北伐机制相比，东吴深陷“强枝弱干”的困局。后来西陵之战（272年）中，陆抗需抽调交州兵力平叛，这种拆东补西的窘境，早在孙权时代就已注定。一个政权即便寿命再长，也抵不过战略短视带来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