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九，宋太祖赵匡胤与一众文武大臣共同前往洛阳，进行父母的祭祀活动。此时，南方的动乱基本平息，南唐的后主李煜也已被俘，押送至开封。赵匡胤在永安陵举行了庄严而盛大的祭祀仪式，他向父母报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向他们诉说治理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在完成了对祖先的祭拜后，赵匡胤登上了阙台，亲自朝着西北方向射箭。

赵匡胤为何选择西北方向呢？因为西北方向正是他未能完全征服的敌人——北汉和辽国的所在。自他建立宋朝以来，始终未能消除这两个政权的威胁。经过这一系列的仪式，赵匡胤深情地对随行官员说道：“等到我百年之后，愿我也能安葬在此地。”

这个“此地”就是巩义。巩义是北宋皇帝的安葬之地，其中包括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与杜氏的合葬墓，以及北宋历代皇帝的陵墓，共同被称为“七帝八陵”。巩义的地理位置十分符合北宋王室的建陵要求。根据宋代的“五音利姓说”，赵姓属于角音，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因此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巩义东南的山脉环绕，西有洛河北流，最终注入黄河，南山北水的格局，象征着福运连绵，是极为适宜的皇家安葬之地。

然而，与先秦时期帝王陵寝多设于都城的传统不同，宋朝却决定将皇陵设在了巩义而非首都开封郊外。这一决策背后，赵匡胤是否已感受到自己时日无多，外界不得而知。半年之后，他便在“烛影斧声”中猝然辞世。

在祭祀完毕后，赵匡胤并未急于返回汴京，而是在洛阳逗留了一个多月。这一举动让随行的大臣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为什么不急着回到首都，而是选择在洛阳停留这么长时间呢？

事实上，这段时间内赵匡胤在酝酿一个重要的决策——迁都。自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关于首都的选址问题便始终困扰着朝廷。开封、长安、洛阳各有利弊，难以迅速决定。于是，宋朝暂时沿用了后周的做法，以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西京。

古代定都问题关乎国运，是开国皇帝的首要任务，不仅需要考虑全国政治形势、经济发展，还必须从国防角度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都城不仅是国防的象征，它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防卫。古代的秦汉隋唐等朝代，都处理得较好，将都城设置在易于防守且适合军事调动的地点，以便抵御外敌的侵扰。

然而，北宋定都开封的决定却暴露出其地理上的弱点。开封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平原上，四周地势平坦，没有天然的屏障。虽然开封具备了江淮漕运便利的优势，也有地理上“居中原制天下”的战略意义，但它的地势缺乏防守屏障，这一缺点在后期逐渐显现。

赵匡胤生于洛阳，深知开封与洛阳作为都城的优劣。开封四周平坦，容易受到攻击，而洛阳则四面环山，防御更为严密。但当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的建议时，遭到了许多朝臣的反对。支持者认为，开封位于漕运的关键位置，能够保障北方的粮草供应，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而赵匡胤则认为，如果开封被围困，所有的物资都依赖水路运输，国家的安全将难以保障。

尽管朝臣们纷纷表示反对，赵匡胤依然坚定了迁都的决心。然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一句话让赵匡胤彻底改变了主意。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何必耗费民力迁都呢？”这一番话让赵匡胤陷入沉思，最终他说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于是，赵匡胤选择了在开封修建防御设施，如增加瓮城和马面，强化禁军的驻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弥补开封的地理缺陷。

尽管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理上的劣势，但在他眼中，开封作为帝都的核心地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开封的地理弱点在之后逐渐暴露，导致北宋在防守上不得不大幅扩军，形成了严重的“冗兵”现象。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最终使北宋陷入了财政危机，而北宋的河北防线也形同虚设，辽国的骑兵肆虐华北，开封甚至屡次遭到敌军骚扰。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北宋多次面临两难抉择。尽管真宗、仁宗等皇帝多次提出迁都洛阳，但由于考虑到漕运与开封的地理优势，最终都未付诸实践。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北宋在澶渊之盟后最终被迫妥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这场战斗之后，宋真宗曾多次西巡洛阳，提议迁都洛阳，但始终未能改变开封的地位，最终为北宋留下了难以逾越的隐患。

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在短期内确实为国家的政务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的地理劣势和频繁发生的水患，逐渐暴露出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特别是汴河水患带来的威胁，始终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北宋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治理，然而收效甚微。

随着汴河治理的失败和漕运的弊端加剧，北宋最终陷入了财政困境。而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局面，使得开封的防线越发脆弱，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的发生。1126年，金兵攻破了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皇族，北宋宣告灭亡。开封作为都城的地位也随之逐渐衰落，成为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