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时期，有两个职称看似颇具威严，分别是“军将”和“军大将”。仅从字面上看，这两个词汇似乎让人联想到军中将领甚至是大将、将军等高位的军事指挥官，初次接触这些词汇的人往往会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然而，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军将”和“军大将”这两个职务与真正的大将、将军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的地位和待遇远远低于这些显赫的头衔。

那么，究竟什么是军将和军大将呢？它们的身份与地位又如何呢？北宋时期的许多文献中都有提到这些职称。著名的宋代儒学大家邵伯温在他的著作中曾记载过一个故事：

在宋仁宗末年，王安石担任知制诰职务时，他的夫人吴氏为丈夫买回来一位妾侍。王安石见到这位女子后，便询问她的背景。女子答道：“我的丈夫原本是担任军大将的职务，然而由于他负责押运的粮船沉没，损失惨重，用所有家产仍无法弥补损失，因此我被卖来用来填补差额。” 听完这番话后，王安石心生怜悯，立刻命人将她送回家，并决定不追讨之前支付的费用。

这个故事的核心在于体现王安石的仁德，但它也间接揭示了军将与军大将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这些军大将负责漕运中的粮食押运任务，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就要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甚至不得不为了填补亏空而做出痛苦的决定。这种情形并非个例，南宋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描述了冯京的父亲为买一位押漕者的女儿为妾，并最终将她送回的故事。与王安石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说明这一现象在宋代并非个别事件。

可以看出，虽然“军将”和“军大将”听上去名声显赫，但它们实际上只是无品的低级武官，也即军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最初是牙将。牙将，又叫衙将，是节度使个人的私人武装将领，是藩镇割据势力的中坚力量。到了五代时期，这些牙将被称为“军将”，而其中较为资深的则被冠以“军大将”的头衔。这一变化可以理解为与明朝宦官一样，虽然都被称为“太监”，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宦官中的一部分高层人员。

然而，在北宋“杯酒释兵权”后，地方武将的权力大大削弱，五代时期节度使自设军队、割据一方的局面彻底结束。那些曾在藩镇中担任心腹角色的牙将和军将，有的被编入朝廷禁军，担任低级军官；而有的则继续保留“军将”和“军大将”的头衔，但实际上却已经变成了隶属于地方政府的低级军吏，任务转向了其他事务，尤其是负责地方漕运物资的押运工作。

宋代初期，地方的漕运任务大多由当地服役的乡民承担，但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许多乡民缺乏纪律，且往往是破落户，难以受到官方的有效管理。这些人经常偷盗或损坏官府财产，即便遭到法律制裁，由于他们贫困潦倒，官府也无法弥补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太宗开始选用一部分军将和军大将负责漕运任务。太平兴国六年，太宗下令，调派牙将负责押送漕运物资，停止使用民间力量。此后，朝廷多次发布类似的法令，规定江淮、两浙以及荆湖等六个主要漕运区域，专门由军将和军大将负责。

在这一背景下，军将和军大将逐渐演变成专业的漕运押运者。虽然他们的职称中仍然包含“军”和“将”，但他们的原有军职意义已经丧失殆尽，更多的是充当地方政府财经部门的低级职员，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物资的运输和押运。军将、军大将的升迁则依赖于漕运的工作量，通常是由三司部门根据表现提拔。因此，他们也被称作“三司军将”或“三司军大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将、军大将的来源逐渐规范化，由衙前役人中选拔充当押运人员。地方上仍会由一些衙前役人承担小规模的押运任务，这些人有时被称作“里正军将”或“税户军将”。在王安石变法时，这部分人的差役问题也曾得到解决。到了宋徽宗时期，漕运押运人员短缺，朝廷开始直接招募地方居民来承担这一任务，应募者需要以家庭财产作保。

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军将和军大将的身份地位并不高，实际工作也没有真正的将军或大将所担负的军事职责。他们更多地像是近现代企业中的监工或工头，工作非常辛苦。虽然他们有些有限的俸禄，也有随船私运货物的特权，但长时间的漕运任务让他们常年劳累，且还要承担巨大的赔偿责任。若发生货物损失，军将或军大将要负责赔偿，若损失严重，除了影响升迁外，还会面临刑罚。因此，像王安石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因负担过重、最终倾家荡产、卖妻卖女的情况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