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国力日渐衰退，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1851年爆发了金田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从广西起义，迅速北上，攻占了武汉，然后顺江东下，最终攻陷南京，形成了与清朝政权对抗的局面。尽管清朝已经立国两百年，根基深厚，但为了推翻这个政权，太平天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力求团结全国百姓。

不可否认，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在初期的确非常有能力。他们先后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直接指出清廷是满族所建立，是汉族人民的敌人，回顾历史，满洲入关时曾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并在中原大地进行屠戮。而洪秀全自称是上帝派来拯救百姓的救世主。

这三篇檄文无疑是锋利的武器，直接揭示了清廷的致命弱点。它将华夷之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巧妙地挑起了满汉矛盾，同时通过宗教的包装，给百姓带来了一线希望。太平军的这些文告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一时间，清朝政权似乎无法有效回应。面对如此挑战，许多饱学之士的翰林才子，居然对这些来自“泥腿子”的攻击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承受。这一时期，正是清廷最为被动和脆弱的阶段，军事上的无所适从与舆论上的失声，使得悲观情绪弥漫整个社会，直到曾国藩的出现，才扭转了局势。

曾国藩原本因为丁忧在家，直到接到咸丰帝的命令，才和湖南巡抚张亮基一同组织团练。到1854年，湘军初步成型，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势力，形势严峻，几乎可以席卷全国。湘军在衡州集结，并于同年举行誓师大会，而在此大会上，曾国藩发表了极具震撼力的《讨粤匪檄》，成功扭转了当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深知，作战不仅仅是军队的作战，更是舆论的较量。太平天国高举民族旗帜，指责清廷是外族所建立，咸丰帝可能不以为意，但若无反应，必会给人以清朝无力的印象。面对太平天国的言论，曾国藩巧妙地没有直接与其辩论，而是选择了从更高的文化层面进行反击。洪秀全宣扬的是“外凡民之父皆兄弟，凡民之母皆姊妹”的平等观念，曾国藩在檄文中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颠覆了中华文化两千年积淀的伦理结构。父子、君臣的礼节与秩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洪秀全所提倡的，恰恰是对这些传统伦理的彻底摧毁。

曾国藩的论点表面上看似牵强附会，但实际上他打出了文化反击的王牌，指出太平天国不仅要推翻的是清朝政权，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毕竟，在那个时代，哪个普通百姓能接受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平等的思想呢？如果太平天国胜利，中华文明的传统就会被彻底改变。

更为深刻的是，洪秀全宣扬上帝之名，本意是要突出自己的神权，但曾国藩巧妙地指出，上帝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如果太平天国真的掌权，岂不是整个中国都要放弃儒家思想，转而崇拜西方的上帝？尽管清朝的统治仅有两百年，但儒家思想却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深植于每个中国百姓的心中，任何想要改变这种思想的人，必定会遭到百姓的强烈反感。

曾国藩在檄文中用力指出，太平天国如果推翻的是儒家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夷狄”行为。而清廷虽由满族建立，但依然保有儒家文化的传统，捍卫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与道德。相比之下，太平天国的信仰转变才真正走向了“夷狄”的道路。

曾国藩的檄文中最为激昂的一段，是他激情澎湃地呼吁：“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一段话不仅极力捍卫了中华文化的尊严，也激发了士人阶层的责任感，促使他们站出来为清朝辩护。

曾国藩巧妙地夺回了道德高地，并且成功控制了舆论。此后，清廷逐渐找回了自信，并依照曾国藩的思路进行宣传。可以说，湘军的建立及成功，背后有曾国藩的深谋远虑。咸丰帝任命了四十三位大臣组织团练，但只有曾国藩最终成功，这背后自然有其非凡的智慧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