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的历史，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中国现代人的起源。

上世纪80年代，基于现代人类基因的研究，美国学者提出了“变异越多，传承代数越长”的理论，并推算出“非洲起源”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在20万到15万年前源于非洲，并且大约6万到7万年前离开非洲，逐渐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因此中国现代人也源自非洲。

或许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基因不会撒谎，许多人对这一结论充满了信任，导致“非洲起源”理论一经提出便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至今仍然被广泛接受。然而，随着中国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这一理论却显得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的考古证据，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有几处关键的考古发现，至今无法被“非洲起源”理论合理解释，下面列举了其中的三大例子：

首先是体质特征的连续性。

自从1929年北京人化石被发现后，德国学者魏敦瑞对其进行了研究，发现至少有12项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显著的便是铲形门齿这一特征。无论是北京人、元谋人，还是更晚期的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甚至是现代中国人，铲形门齿一直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相反，非洲和欧洲地区的铲形门齿出现的频率极低。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汝康在《古人类学》一书中指出：“这些现代蒙古人种中常见的体质特征，出现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到晚期智人身上，显示他们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和遗传关系。”吴汝康还强调，这种现象与周围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从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到早期和晚期的智人，再到现代中国人，中国境内的古人类与现代人之间，在体质特征上呈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并且在这期间不断与其他古人类群体发生基因交流。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人与非洲和欧洲人在体质上的差异非常明显。那么，若中国现代人源自非洲，如何解释这种体质上的连续性？又如何解释铲形门齿这一共同特征呢？

其次是石器技术的传承。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时代，期间大多数人类依赖石器工具，但各地的石器技术发展路径不同。非洲大约在20万年前便已开始出现所谓的“第三模式”石器技术，而中国的石器技术始终沿用“第一模式”，未见大的变革。

在纪念北京人发现60周年时出版的《中国远古人类》一书中提到：“虽然不同地区的石器技术有所差异，但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石器文化，尤其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技术，一直贯穿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主体。”

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石器技术因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始终延续着一种“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的传统技艺。

与非洲和欧洲的石器技术差异较大，这一证据为中国石器技术的连续性提供了有力证明。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现代人源自非洲，为什么石器技术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反而保持了与更早时期相似的传统？难道他们没有学习到来自非洲的石器技术吗？

第三是遗存的连续性，追溯至百万年前。

2025年7月，陕西文物局公布了黄河流域最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发现了长达百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考古人员在南洛河流域发现了厚达24米的地层堆积物，这一遗址的文化遗存从距今约110万年延续至3万年前，几乎覆盖了百万年的历史。

不仅黄河流域，许多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考古发现。例如，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中的古人类遗址，最早可追溯至200万年前，最晚为7000年前，而其中有超过50处遗址的历史可达百万年。总体来看，泥河湾的遗址几乎涵盖了200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证明了该地区在漫长时间里不断有人类活动。

这就意味着，非洲起源理论中的“末次冰期导致中国古人类灭绝，随后的非洲晚期智人来到时中国已空无一人”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走出非洲”之前，中国的古人类遗址并没有出现入侵的痕迹，似乎并没有外来群体的扩张。

那么，如果中国现代人真的是源自非洲，如何解释中国境内这些跨越百万年并几乎没有外来入侵迹象的古人类遗存呢？

对于以上三项关键考古发现，现代的“非洲起源”理论依然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开始支持“多地起源与杂交”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人是“本土连续进化与杂交”的结果。根据这一理论，现代人类在全球四大地区同时出现，并在这些地区之间发生基因交流。尽管这一理论并未完全否定直立人源自非洲的观点，但它强调了全球范围内的多元起源。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非洲起源理论，也称为“夏娃说”，认为非洲晚期智人完全取代了其他古人类。然而，2010年发现现代人身上携带尼安德特人基因，打破了这一假设。这一发现实际上证明了现代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意味着我们并非单一来源，而是多种古人类基因的融合体，这为“多地起源与杂交”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最后，关于本文的结论，我相信将会引发一些争议。然而，在抨击之前，或许我们可以先冷静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基因追溯实际上是通过推算而非直接对比古今DNA得出的结论，这一过程受到当代基因技术水平的限制。也有许多学者对当前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质疑，因此，基因研究得出的“非洲起源”结论是否能经得起实践检验，仍然值得深思。

其次，基因学与考古学各自属于科学领域，且都针对不同的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当这两者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时，我们不应盲目捍卫基因推论，而应探索其中的原因，力求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