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九年七八月之间，金朝的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宗弼（金兀术）发动了一场政变，残忍地诛杀了众多主和派的官员，并顺利地掌控了金朝的军政大权。距离宋金两国签订和约不过两年，完颜宗弼却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撕毁和约，挥兵南下，迅速展开对南宋的侵略。

金人以诡诈和无信为人所知，屡次违背诺言。在南宋的朝堂上，所有官员对此深有共识，但对于如何应对金人这次毁约，因立场和心志的不同，众人反应各异。

宋高宗赵构虽有一定的智识，但靖康之难给他内心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再加上他并非天生的雄主，心中常存懦弱和安逸的情绪，他虽然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却内心深处希望能苟安求和。高宗曾说道：“夷狄禽兽，不知信义，无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节，至于投拜，风俗如此，极为可忧。”这句话，似乎一笔带过了和议失败后，南宋陷入被动局面的责任，且将责任推给了那些无法守节的士大夫。

而在此时，宋高宗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完颜宗弼的威胁。他深知当前南宋军力不弱，仍有一定的与金军抗衡的资本，特别是以岳飞为首的中兴四大将军，赋予了他一定的应对空间。

与高宗的处境不同，秦桧的境遇就显得更加复杂。根据朝堂的惯例，既然和议失败，秦桧必然会遭到激烈的弹劾。如果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唯有引咎辞职。然而，宋高宗心情难测且时常疑神疑鬼，秦桧对此深感担忧。

尽管面对朝中猛烈的弹劾，秦桧并不害怕，因为自从他重新掌握相权后，朝中的主战派已多次被削权，秦家党羽已深深扎根，台、谏官们都成了他手中的棋子。正是因此，秦桧的心腹仍然想方设法揣测高宗的心理，想要摸清皇帝的真实想法。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秦桧决定派御史中丞王次翁出面，借进言之名探探高宗的心意。王次翁跪地向宋高宗说：“前日国事，无确立主见，事有变动，常用他相，其实后任未必能胜前任，排斥异党，积年也难以理清。”话语间，他巧妙地为秦桧辩解，暗示若因和议失败轻易更换宰相，将对国事没有任何帮助。

宋高宗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竟然点头表示深以为然，这等于明确告诉秦桧，他仍需与自己一起继续操作这一局求和之事。

不过，秦桧心里始终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地位依然不稳。为此，他还再次通过心腹向宋高宗试探，询问为何不任用张浚。张浚不仅是主战派的领袖，也有很高的声望与实力，若真任命他为重臣，显然会影响他与高宗的合作。

然而，当高宗听到张浚的名字时，反应极为激烈，怒不可遏地说：“宁可覆国，不用此人！”这一句话充分暴露了高宗对抗金的极端恐惧和对和平的深切渴望。这让秦桧对高宗的心态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但是，秦桧依旧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金军大举进犯的背景下，如果公开跪地乞和，必然会遭到天下人的唾骂，且极有可能失去所有支持。因此，他决定以抗战为幌子，暗中寻求和解。可是之前他全心全意追求和约，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于是，秦桧开始寻找合适的借口，避免被朝堂斥责为言行不一。

终于，在他的一位幕僚——司勋员外郎张嵲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经天纬地的“辩辞”——《尚书·商书》中的一句话：“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这番话让秦桧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解释。

他高兴地将这一话呈给宋高宗，并且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会以“以马治天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一种诡辩，也是一场虚伪的表演。宋高宗对此竟也默许，深以为然，二人一拍即合，决定继续施行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游戏。

南宋朝廷随即发布了严厉的号令，悬赏五万两黄金，五万匹绸缎，并提供大量土地，命令各路将领集结攻打金军。但实际上，宋高宗心里清楚，自己的立场已变得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