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明朝276年+南明18年，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之所以称之为“草台班子”，不是抹黑污蔑的意思，只是它给人一种“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的感觉。

276年也好，294年也罢，如果把它摊开来看，大明的“主要配方”就是一场“皇权、阁权（文官）、宦官”的内耗。

在这场内耗中，皇帝、文官、宦官形形色色的牛鬼神蛇，在这个“草台班子”上博弈绞杀，引爆了“大礼议事件”“国本之争”“土木堡事变”“后金入关”等等一幕幕闹剧，最终在崇祯的“一根绳”、永历的“一根弦”中，砸烂了这个草台班子。

洪武十三年。最后一任封建宰相胡惟庸，没有吃上58岁这年的汤圆。正月初六，朱元璋下旨毙了胡惟庸。胡惟庸一死，朱元璋终于松了一口气，洋洋得意地向历史宣告，洪武一朝把起于春秋，延续1600年的“丞相制度”给毙了。

自此，他把帝国的权力重新分配，皇权直接领导六部，开设锦衣卫“耳目”天下。朱元璋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作为马上定江山的天子，身体素质强的一匹，轻松拿捏如此超负荷的工作，但后世儿孙“生于皇宫大院，长于妇人之手”扛不住这样的强度。

朱棣登极后，立刻感觉吃不消了，下旨在皇权和六部之间，增设内阁协助理政。

到这，意味着阉割版的丞相制，死灰复燃。

实际上，朱元璋废除丞相纯属“多余操作”，这不是朱元璋的错，而是封建制度规则的问题。所有的封建制度全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约束的基础上。

人好，事就好。人坏，事就坏。

同理。

事好，人也好。事坏，人就坏。

1435年1月，坏事就来了。朱瞻基崩逝，年仅9岁的明英宗继位，“主幼国疑”是封建王朝国之大事。

所有王朝都验证了一个历史经验：主幼国疑之日，必定是权臣崛起之时。胡太后一介女流，不便与群臣面对面处理朝政，于是“内阁条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从此，明朝进入皇权与阁权相爱相杀的时代。

而这又可以分为“相爱”和“相杀”两个阶段。

自1435年正统帝登极到1520年正德帝落水，属于皇权与内阁相爱共治阶段。

正德落水之后，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全方位碾压皇权。因为正德落水，身体迅速垮了，无法应对朝政，皇权不得不暂时退出朝政枢纽，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成为帝国真正的扛把子，阉割版宰相——内阁崛起了。

后面的大礼议事件、左顺门哭谏、国本之争就是这么来的。

皇权想干点事儿太难了，已经不是过去为所欲为，认谁当爹、立谁当太子这种事都得经过文官集团点头同意。

面对“皇权虚弱，阁权过旺”的状况，明朝皇帝想出了两种应对方式：一是嘉靖万不上朝。二是大力扶植宦官。

明朝皇帝把这两种方式，尝试了一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相反。两种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明朝彻底进入内耗的“垃圾”时间。

皇帝不理朝政，大臣上咬皇帝，下咬同僚，帝国所有的矛盾完全失控。哪怕历史给明朝安排了一个张居正，试图带领明朝走出这段“垃圾”时间。

然而。国运下滑时，倒霉的事儿总是接二连三，太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但天不允寿，辅政不到十年就死了，自己还遭到了身后清算。

打这往后，明朝就变成了一种“清算”为主流的政治风向。文官和宦官并不是为了帝国利好而争执，而是一场持续百年的为了否定你、扳倒你的争斗。

当这样的阵仗形成后，帝国就彻底无望了，任何良臣、良策都会在这样的泥沼中被掩埋，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崇祯登极后，还自信满满地认为，古来“阉祸乱政”是历代王朝衰败的根源，只要把“阉党”这颗大明王朝的最大毒瘤，给解决了，就可以君臣一体、上下同心，救江山社稷于水火。

当他华丽一刀解决了“阉党”后，才发现连文官集团这个“器官”也已经废掉了。

他不得不凡事亲力亲为，这位历史上最勤政、最简朴的帝王，结果终究只是，一场努力感动了自己。

文官集团在上百年斗争中，沾染的劣性根本无药可救。

很多人会认为，崇祯是好面子，不愿意主动南迁。实际上，这种理解过于肤浅。

分析问题要卯死“利益”这两个字。无利不早起，何况是关乎身家性命的斗争。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真是为了“天下大公”“效忠皇帝”吗？如果那样的话，崇祯自缢煤山时，他们就不应该逃，更不应该降，而是追随皇帝一同殉国。

东林党与阉党、阉党与阉党、东林党与东林党的互咬，表面上是政见和立场之争，实际上是在争夺对皇权的控制权。

皇帝在谁手里，谁就说了算。

崇祯南迁的话，必然是迁往南京，那么一旦到了陪都的地盘上，明朝的权力核心会花落谁家。

这种事，历史上比比皆是。

宋朝檀渊之盟前，副宰相王钦若建议宋真宗南逃金陵，枢密使陈尧叟建议宋真宗亡四川跑。原因很简单，王钦若是江南人，陈尧叟是四川人。

最终，明朝在一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中，结束了自1520年以来，一段全是内耗且长达百年的“垃圾”时间。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朝的终结对历史是一种“利好”。因为，内耗只会产生垃圾，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