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重新揭示了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交流与文化互动。这本书通过大量史料，证明了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的中心其实是在东方，而非欧洲。 按照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念，世界的中心一直位于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等文明所在的西方地区，中国被认为只是位于东亚的一个小文明，几乎对世界历史进程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西方编写的世界史中，中国的内容往往很少。弗兰科潘的这本书无疑打破了这种西方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

令人意外的是，弗兰科潘在介绍伽利略、牛顿、欧拉等西方著名科学家的时候，揭穿了西方历史叙事中的另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甚至在中国流传了近百年，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中。 谈到伽利略、牛顿、欧拉等科学巨匠，很多人都对他们充满敬意，认为他们的研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西方传统叙事认为，这些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初衷是为了追求真理，探索科学的奥秘。但弗兰科潘却指出，这其实是一个谎言：虽然伽利略、牛顿和欧拉等科学家的名字为世人熟知，但我们容易忘记，他们最初的工作其实是研究炮弹的运动轨迹，分析其偏差，从而使火炮的打击更加精准。

实际上，伽利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炮击专家，他的物体运动惯性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正是在研究炮弹运动轨迹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而牛顿的科学发现，所谓的苹果掉下来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对炮弹运动的研究成果。甚至达芬奇也在为米兰公爵卢德维科·斯福尔扎的求职信中提到，他能设计轻型大炮，且能射出燃烧物，这一能力令敌人闻风丧胆。 复旦大学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中也指出，欧洲许多近代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实际上是在解决当时与军事技术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他认为，许多欧洲科学家的重大发现，都是武器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简言之，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初衷并非探索科学真理，而是研发更为致命的武器。

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利用这些先进的武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屠杀和掠夺，因此，这些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与二战时为纳粹效力的科学家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最终成功，另一个则失败。 既然很多西方科学家，像牛顿、伽利略等，是在研发杀人武器时做出了学术贡献，那么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会被塑造成为人类探索科学真理的英雄形象呢？弗兰科潘认为，这并非因为人们忘记了，而是西方社会持续不断地通过宣传让世人相信这些科学家是在为人类追求科学真理。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伽利略、牛顿等最重要的贡献其实是在研究如何使火炮更精准，进而帮助西方更有效地屠杀世界各地的人们，那么这些科学家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西方的正义与科学形象也会遭到破坏。

此外，伽利略、牛顿等西方科学家被塑造成为人类探索真理的英雄形象，这种叙事使得西方被视为科学的代表，甚至将其与文明紧密挂钩。这样一来，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感谢西方、崇拜西方，甚至是否能反对西方，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真相被揭示出来，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的国家还会心甘情愿地崇拜这些科学家吗？ 这一过程中，还有一种隐性的洗脑作用，通过宣传西方科学家为真理而奋斗的故事，逐渐让人们将西方与科学、文明画上等号，甚至把反西方视作反科学，比如义和团反对西方侵略时，就被描述为愚昧与野蛮。

事实上，西方的所谓科学和文明，并不如其所宣传的那样先进和光明。西方列强在历史上奴役黑人、屠杀印第安人等行为，显然与文明背道而驰。而今天，西方通过科学美化自己，把自己标榜为正确的代表，反而误导了世界对西方的看法。 因此，西方对于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和牛顿苹果灵感等科普故事的广泛传播，掩盖了他们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重要研究。可以说，西方通过虚构和美化科学家的形象，把他们从武器研发的背景中抽离出来，赋予他们探索真理的光环。

总的来说，虽然全盘否定这些西方科学家的成就并不合适，但从弗兰科潘和文一教授的研究来看，西方的科学叙事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虚构和美化成分。面对西方的漂亮科普，我们理应保持更加批判的眼光，而不是盲目相信。 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后，我们再看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家故事，也许会发现其中许多传说与西方的科学英雄形象类似。例如，阿基米德的许多故事——如镜子聚光烧敌，或者他被杀之前还在做数学公式的推导——都可以看作是典型的虚构叙事。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谎言本身，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怀疑的态度，或者至少保持理智，那么这些虚构的历史叙事就很难对我们产生影响。然而，遗憾的是，西方的许多科学谎言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被纳入教科书中，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