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初年到雍正初年，江宁织造曹家一直把持着江南的政治和经济大权，长达半个世纪，成为一时显赫的皇家心腹。那么，曹家究竟是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包衣家族，逐步崛起并达到如此地位的呢？

首先，曹家本源于北直隶的丰润，家族的一支在明代迁至辽东。曹寅的高祖曹锡远曾被后金俘虏，沦为正白旗的包衣奴才。曹家这一支跟随满洲人入关，而其他曹氏家族成员并未被俘，安居在丰润老家或者辽东自由生活。五十年后，曹寅接待了一位来自辽东的亲戚，他是曹寅的族弟，奉派南下江西担任县令。由此来看，曹家能从包衣身份崛起，背后有着浓厚的家族历史背景。

关于曹家高祖曹锡远，史料中几乎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几乎无人知晓。康熙初年，曹锡远被追封为“资政大夫”，妻子张氏则封为“夫人”，这些殊荣其实主要是由于其孙子们的表现，与他本人并无直接关系。

真正使曹家崛起的是曹寅的祖父曹振彦。曹振彦是曹锡远唯一的儿子，生于1610年。根据明代的史料记载，曹振彦曾拥有生员或贡生资格。在后金时期，曹振彦被俘，成为包衣奴才，归入正白旗。1650年，曹振彦入关后，凭借自己的文采，很快获得了任命，先后担任山西平阳府知州和山西大同府知府。1656年到1658年间，他还担任了两浙盐运使，地位逐渐上升。曹振彦于1658年去世，而他的孙子曹寅当时尚在襁褓中。曹振彦的儿子曹尔正在《八旗通志》中记载为正白旗包衣参领下的佐领，后因某种原因被革职。关于他的事迹，史料记载极为有限。

从曹家家族史来看，曹家第一代并无显赫地位，第二代曹振彦富贵受人尊敬，到了第三代的曹玺时，曹家达到了荣华富贵的巅峰。曹玺的长子曹寅生于1658年，当时曹玺尚未在江宁织造任职，但他结识了一位对家族未来至关重要的亲事。曹玺的妻子孙氏，出生于1632年，年轻时曾是皇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的保姆。孙氏出身三旗包衣，25岁时出宫嫁给了曹玺。长子曹寅的出生，也为家族的腾飞铺平了道路。玄烨在小时候因病住在紫禁城外，孙氏常伴左右，康熙即位后，也未曾忘记这段旧情，特地关照了孙氏及曹家。1684年，曹玺去世，康熙帝亲自前往吊唁，显示出对曹家家族的特殊关爱。

1699年，康熙三次南巡，也专门召见了孙氏，康熙见到她时更是口不自觉地说：“此吾家老人也”。不过，虽然曹玺与康熙的关系非同一般，但他的晋升与康熙当时年仅九岁，且政务大权由辅臣掌控有关。曹玺于1663年，康熙元年受命赴任江宁织造，根据清代制度，此职位是内务府直接任命的。曹玺携家眷移居南京，并在任上一直工作至1684年去世。尽管现有的史料未记载曹玺的具体政绩，但可以推测他是一个能力出众、为官得当的人。1667年，当曹玺被召回京师觐见康熙时，康熙授予他蟒袍，晋升一品，并追封其祖父母为二品官衔。更为荣耀的是，曹玺本人被授予工部尚书的职位，妻子则封为一品夫人。

曹寅在五岁时随父迁居南京，与弟弟曹宣一起接受了严格的经学教育。此时，曹家的包衣身份似乎已渐行渐远，身为满洲人，曹家不再受到身份的偏见。当时有一位大儒尤侗，在退隐后写下了一篇回忆录，提到曹家：“司空曹公，开府东冶；手植楝树，于署之野；爰筑草庭，栏干相亚；言命二子，读书其下；夏日冬夜，龂龂如也。”

曹寅接任江宁织造后，曹家的声誉达到巅峰。尽管江宁织造的官职并不显赫，但由于曹寅是康熙帝的亲信，他的职权极为广泛，甚至掌管了江南地区官员及文人士绅的监督事务。地方大员、督抚奏报的密文，都必须通过曹寅之手上报，足见康熙对他的高度信任和重视。

曹家的崛起与皇家尤其是康熙帝的关照密切相关，尤其是康熙帝对曹寅的宠信。然而，这种关照有其局限性，因为曹家始终保持着对清朝皇室的忠诚，康熙帝的庇护只延续到他去世。随着雍正帝即位，曹家失去了这层庇护，特别是在雍正帝大力清查亏空、整顿官员的过程中，曹家也未能幸免，最终遭到抄家治罪，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