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亲政后，他的治国举措无疑为后世树立了典范。除去他镇压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和三征噶尔丹的历史功绩，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可谓辉煌。尤其在康熙中后期，人们称这一时期为“康熙盛世”。在古代封建王朝中，盛世景象屡见不鲜，文景之治让百姓安居乐业，贞观之治更是名声远扬。那么，康熙盛世下的百姓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与前朝相比，是否有更为显著的改善？

所谓“康熙盛世”，是指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后，直至康熙六十一年这段长达四十余年的时期。这一时期相对较长，其基本特点可以用14个字来总结：邦强国富、君富官富、小民勉可安生。

从康熙中期开始，他亲自两次征讨雅克萨，三征噶尔丹，成功驱逐策零敦多布，并安定西藏。漠北、漠西以及青海的蒙古各部归顺，大清的军威所向披靡，疆域辽阔。随着国家的强盛，国库充盈，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蓬勃兴盛。此时，清官辈出，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盛世景象逐渐呈现出来。

康熙帝不仅治理国家有方，他的个人财富也颇为丰厚。其内库收入源源不断，银钱积累如山，甚至成为了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与此同时，文武大臣们多来自贫苦家庭，但由于康熙帝的“赐予”政策，他们早已富贵一方。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特别是盐政等地方官员，都能合法地从“应得之银”中获利。

康熙中期之后，相关统计显示，各省督抚和盐政的“规礼银”每年都有数万两，甚至高达二十万两。这些官员无需通过贪污行径，凭借这笔“应得之银”就足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然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整体来看，百姓的日子虽然有些艰辛，但依旧能安生度日。尽管官府中存在一些弊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朝廷也有免除赋税、赈灾救民、兴修水利等诸多德政。朝廷的清廉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百姓是否“安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丁征收相较前朝更为宽松，并未达到竭泽而渔的程度。尽管康熙年间的疆域辽阔，土地面积也比明朝时期有所增加，但征收的民田总量并未大幅度增加。康熙帝多次要求各省准确上报人口数量，以便合理征税。但面对普遍存在的隐瞒人丁现象，康熙帝采取宽容态度，甚至下令“不加赋税”。

其次，虽然康熙中期之后，关税和盐税有所上升，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但相比乾隆时期的暴增，康熙时期的负担仍较轻。例如，关税年收入已达200万两，而乾隆时期这一数额突破了800万两；盐税收入也翻倍增长，达到300多万两，而乾隆时期则高达700多万两。

第三，尽管康熙帝承认“火耗”问题的普遍存在，并在部分省份对此“加一”，但由于官员普遍未有贪婪之心，普通百姓负担相对较轻。每亩的负担仅为5毫银，约等于铜钱半文，这个负担对于百姓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总的来说，康熙盛世期间，德政和弊政并存，但德政的影响较为显著，弊政的弊端尚未达到极端的程度。两者的对比之下，德政的成效明显。因此，大多数百姓依然能够安享安生生活。总的来说，在封建时代，若百姓家家有地、有饭吃，这便是盛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