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到曾国藩时，脑海中总会浮现那本传世之作《曾国藩家书》，然而，如果仅从这本书中去理解曾国藩的战略智慧，那么就有些片面。因为其中许多篇章所折射出来的，不仅是曾国藩的才智，更是他心中的无奈与悲凉。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文字视为一种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记录，表达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感受。

喷天喷地的清流派

许多人可能心中会有疑问：曾国藩难道不是寿终正寝吗？是的，他的生命虽然走到了尽头，但他的一生并非没有遗憾，而是带着一种无言的郁结与未解的心结。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胸怀宽广的杰出人物无法释怀？是湘军的失利？还是与李鸿章之间的争斗？这些都不是。真正压垮曾国藩的，竟然是一群几乎可以用“手无缚鸡之力”来形容的士大夫，他们就是当时被称为“清流派”的一群人。

所谓“清流派”，其实就是朝廷中的言官，主要由翰林、御史、学士等组成。这些人具有几个显著特点：

1. 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却享有很高的声望；

2. 自诩为“名士”，始终坚持并捍卫“忠君爱国”的传统儒家思想；

3. 官场上不得志，希望借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吸引统治者的注意；

4. 他们的言论通常没有任何法律约束，这也正是朝廷设立他们的初衷。

特别是第四点，这使得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任何人、任何事进行弹劾或上奏谏言，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如果非要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那便是：凭借嘴皮子在朝堂上左右天下。

“清流”不清

清流派不仅仅在晚清的朝堂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几个例子：例如，在咸丰帝去世后，清流派的董元醇便提出要恳请两宫垂帘听政；又如，在恭亲王奕时第一次被扳倒的过程中，清流派的蔡寿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人物地位不高，权力不大，但他们却敢于挑战当时的权贵，直言不讳地指摘朝廷事务。他们为何敢如此放肆？一方面，或许是出于“职责所在”的责任心，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背后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推动他们，那就是来自慈禧的支持。

可以说，清流派是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稳固自己的统治而提拔的一批人。这些人听命于慈禧，竭力清除她执政路上的一切障碍。当然，这其中偶尔也有他们“正气凛然”的时刻，但这些时刻并不常见。

对曾国藩的三次冲击

那么，清流派对曾国藩的打压究竟有多大呢？通过三次重大事件便可见一斑。

一、太平天国

1864年，当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朝廷内部立即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声音，要求弹劾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弹劾的理由不容忽视：一方面，曾国荃下令屠城，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财富也未能妥善处置。作为最早进入天京的将领，曾国荃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曾国藩深知，这场弹劾不过是为了“杀鸡儆猴”。于是，他迅速解散湘军，并替曾国荃上奏辞表，力图缓解舆论压力。虽然曾国藩一生屡次参与战场运筹帷幄，但在此时的弹劾事件中，他却没有上折辩解，明白越辩解只会越陷越深，而且他也很清楚，背后有强大的“清流派”力量在推波助澜。

二、捻军

太平天国平定后，捻军迅速崛起。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曾国藩再次被任命为剿捻总指挥。然而，由于湘军早已解散，加上当时慈禧在背后扶持李鸿章来制衡曾国藩，曾国藩所指挥的军队中，大多数是李鸿章的“淮军”，而“淮军”只听命于李鸿章，这让曾国藩的处境可想而知。

恰在此时，曾国荃再次犯了大忌——他不顾后果，私自向朝廷上奏了一份涉及湖广总督官文的奏折。这份奏折引发了朝廷的强烈反应，而曾国藩对这一事件并不知情。官文是咸丰年间的大学士，深得“清流派”支持，是慈禧暗中安插在湖广的一颗棋子。此举让湘军与朝廷的关系急剧恶化，清流派趁机猛烈攻击曾国藩，称他“督师无功”、“剿捻无能”，甚至有言论将他定为“罪不容诛”。曾国藩意识到事态严重，匆忙自请处分，最终狼狈地从剿捻战场退出。

三、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1870年，当时天津爆发了由民众反对天主教传教士引起的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事后，七国联军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威胁。清政府在外妥协，但内则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16人被处死，4人被判缓刑，25人被流放。事件的直接负责人正是直隶总督曾国藩。

事后，清流派再次开始了他们的攻势。虽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负责整个事件的处理，但这一事件的根源并非他个人决定，背后有着更高层次的指示与协调。然而，最终曾国藩成了替罪羊，慈禧不仅指责他“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还将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亲自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随后，言官们再次发起攻势，将曾国藩污蔑为“汉奸”与“卖国贼”，这对极为注重个人名誉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些来自言论的攻击，曾国藩最后在充满屈辱与不甘的心情中郁郁而终。

尾声

在中国古代的成语故事中有一则“三人成虎”的传说，到了晚清，可能根本不需要三个人，一个人、一张嘴就能引发轩然大波，更何况这些言论还常以“圣意”为依据。

曾国藩曾深刻地分析过这种情况：

“自南宋以来，天下为士人劫持。凡一事兴作，不论轻重、不揣本末，先起力争。孱暗之君，为其所夺，遂至五色无主。宋、明皆亡于此。”

（摘自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曾国藩的看法极为透彻，然而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敢公开指出“清流派”在这其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回顾曾国藩的死，他是否真的算是“善终”？或许这正是对“早死三年是完人”这一说法的最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