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荣誉之一，首次设立于1929年，专门颁给那些在“保家卫国、抵御外侮”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军职人员。这一勋章的设立代表了国民政府对英雄的最高褒奖，主要针对那些在战斗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军官和将领。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一勋章，从他的性格来看，第一批获得者应该是他亲信的嫡系部队，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压制其他“杂牌”军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最初的前六枚青天白日勋章竟然都颁发给了东北军的将领，蒋介石自己则是第七位获得者。

那么，蒋介石为何会颁发勋章给地方实力派的东北军呢？这背后其实牵扯到一个重要事件——中东路事件。要说东北军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首先是张作霖在皇姑屯的炸死，这一事件直接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如果说这个事件改变了东北军的命运，那么中东路事件便是其后的第二个重大冲击。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匆忙接过父亲的重担，但他显然没有父亲的政治智慧与领导能力。他在苏联和日本之间摇摆不定，同时面对国民革命军的压力和杨宇霆的阻挠，局面极为复杂。为了打破这一困局，张学良决定强硬进行“易帜”操作，宣布东北归属国民政府，并通过枪杀杨宇霆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经过这些动作，他在东北军内部获得了短期的安宁。然而，麻烦很快又接踵而至——苏联决定将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交给日本。

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一直是中苏之间的争议问题，苏联与张作霖曾签署协议，保证将来会将铁路归还给中国，但张作霖死后，苏联却决定违背协议。对于日本的野心，张学良并非没有察觉，他清楚如果中东路落入日本手中，东北的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于是，张学良决心采取武力来接管中东铁路，但他也明白自己单打独斗难以成功，于是于1929年7月7日赴北平与蒋介石会面，寻求帮助。

蒋介石表面上答应得很爽快，承诺若爆发战争，将派遣十万精兵支援。随后，蒋介石还发布了《告全国将士书》，鼓励东北军收复中东路。但实际上，蒋介石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援助。眼见局势日益紧张，张学良开始犹豫不决。他担心，自己若全力与苏联对抗，蒋介石可能借机出兵东北，最终趁机占领东北。就在此时，东北军第10军军长王树常找到张学良，激励他决然出击。

王树常的话语激起了东北军全体将士的血性，许多将领纷纷表示愿意为国家利益与苏联作战。张学良深受触动，决定果断行动。1929年8月17日，中国正式对苏联宣战，局势急剧升级。东北军迅速调兵遣将，王树常担任东路总指挥，胡毓坤担任西路总指挥。然而，由于对苏联军力了解不足，东北军在战斗中遭遇了惨重的失败。最终，张学良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恢复苏联在东北的利益。

为何我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影响东北军的第二大事件呢？因为这一事件间接导致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被苏联击败后，张学良深知自己在东北已无力对抗任何外敌，于是将重心转向关内。中原大战后，他将东北军的主力调往华北，为日本的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当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彻底失去了信心，认为蒋介石不可靠，选择了不抵抗，期望通过国际干预解决问题，但这一决策却显得过于天真。

当然，“九一八事变”是另一个话题。中东路事件结束后，蒋介石因未能兑现对张学良的承诺，为了安抚东北军，将六枚青天白日勋章颁给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其他高层将领，包括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和沈鸿烈。这六人中，除了张学良是一级上将外，其他人也都获得了二级上将军衔。蒋介石自己获得勋章时是第七位，他不甘落后，特别设立了“特壹号”勋章，显得比张学良的“编号一”还要特别，同时，蒋介石还创设了一个“特级上将”的军衔，意图突出自己的独特地位。

然而，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和沈鸿烈获得勋章后，他们的命运并未因此发生质的变化。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软禁，王树常和于学忠也逐渐失去了权力，只留下了二人最终留在了大陆。只有在西安事变中倒戈的邹作华和沈鸿烈等人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至于胡毓坤，他由于在中东路战败后未再掌军，最终在西安事变时支持张学良，但未能复职。后来，胡毓坤背叛了民族，成为了汉奸。他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伪绥靖委员会，任主任职务，期间组织了伪和平救国军，收容失意的东北军官。虽然胡毓坤在汪伪政府中一度拥有较高地位，但随着日军投降，他的权势迅速崩溃。1945年，胡毓坤向重庆表示愿意接受安排，但蒋介石却对他极为痛恨，直接批示“此等无耻汉奸何必再理！”最后，胡毓坤于1946年6月25日被枪决于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