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4年,一位名叫袁晋卿的少年,正值二十岁出头,面临一个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重要抉择:是继续留在大唐,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遥远的日本?这个决定,最终将深刻影响他的一生。
众所周知,公元734年,大唐正处在盛世之中——开元盛世的巅峰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唐朝的强大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前来学习与交流,“万国来朝,八方来贡”几乎成了当时的写照。尤其是东亚的邻国,纷纷掀起一股“唐热”,无论是文化、制度还是科技,各国都在模仿学习大唐。然而,在这个时代的辉煌中,袁晋卿却有了另一个选择:为何不去这个“蕞尔小国”试试呢?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大唐实在是太过竞争激烈了。若想在大唐有所成就,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做官,而做官又有几条主要途径:第一条是通过家族背景,凭借祖辈或父辈的功劳获得官职,这无疑是拼家世,普通百姓想走这一条路几乎没有可能;第二条是通过科举,然而唐代的科举名额极为有限,统计数据显示,大唐每年全国录取的士子不到百人,这意味着竞争异常激烈,除非异常聪慧、擅长应试,否则很难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第三条是做幕僚,尤其是唐朝后期,那些屡试不中的士人往往会投身于某些节度使的麾下,借此寻求一个官职。
相比寒门出身的普通百姓,袁晋卿的家世算不上寒微。他的家族在河南淮阳,祖上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陈国大夫袁涛涂。然而,到了唐代,袁家早已不复昔日的辉煌,依靠家族背景仕途早已无望,科举的道路也充满了巨大的竞争,依赖家族背景几乎不可能实现出人头地。而成为幕僚,虽然可能,但也需要运气和机遇,这对于年轻的袁晋卿来说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然而,袁晋卿却并非毫无特长。《日本国志》记载,他精通《尔雅》和《文选》,还擅长声学。虽然《尔雅》是儒家经典之一,《文选》则是南梁所编诗文集,按当时大唐的标准,这些也只能算是入门级的知识,对他仕途的帮助不大。在人才辈出的唐朝,这样的学识并不足以让他脱颖而出。于是,袁晋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身到日本的文化交流中,为自己开辟新的天地。
此时的日本刚刚经历过白江口之战,与大唐的首次交战后,日本深感大唐的强大,开始主动称臣,并萌生了强烈的“慕唐之情”。于是每年都派遣遣唐使来大唐学习,力求模仿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然而,学习唐朝的语言,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在隋唐之前,日本学到的汉语是江南地区的“吴音”,这种发音与唐朝的标准发音,即“唐音”,差距极大。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日本人在大唐几乎无法交流,急需能够教授“唐音”的专家。而袁晋卿,凭借他对《尔雅》的精通和声学的优势,正是日本急需的“唐音”教师。
袁晋卿此时面临的抉择十分清晰:留在大唐,可能一生平庸;去日本,则有机会教授唐朝的语言,甚至成就一番事业。18岁的袁晋卿,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离开家乡,走向日本,开启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异国冒险。
公元735年,袁晋卿随着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广成的队伍,历经数月的舟车劳顿,终于抵达了日本的奈良。据《日本国志》记载,袁晋卿受到圣武天皇的热烈欢迎,刚一见面便被授予“音博士”这一官职,并被安排在日本的大学寮,教授贵族子弟学习大唐的普通话。值得一提的是,音博士这个职位并不简单,自从大化改新后,日本的官职已经分为九品,每品又有上下之分。袁晋卿被任命为“从七位上”,相当于唐朝的七品县令,虽说官职品级不算高,但对于一名年仅18岁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待遇实属罕见,尤其是在日本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中。
在日本大学寮担任音博士后,袁晋卿的仕途可谓蒸蒸日上。尽管“音博士”这一职称保持不变,但他在32年内,官阶一跃而上,从“从七位上”连升8级,最终升至“从五位上”。在古代中国,五品官职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进入五品官阶的人,基本上可以称为“大夫”,享有一定的贵族待遇,步入了真正的权力阶层。袁晋卿的晋升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正常情况下,他至少需要48年才能达到这一职位,但他仅用了32年,平均每四年升一次。
袁晋卿为何能够如此顺利地晋升?或许与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贡献有关。日本著名高僧空海在《性灵集》中这样评价他:“(袁晋卿)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袁晋卿凭借其精湛的唐音教学,不仅成为了日本的名师,还被授予了日本姓氏——清村宿袮。
除了教育工作,袁晋卿还担任了日本一方的地方大员。公元769年,他被任命为“日向守”,相当于唐朝的州牧,负责治理日向国。此职的具体权力尚难确认,但可以推测,这一职务赋予了袁晋卿相当大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袁晋卿在此职务上任职近9年,其后他又被任命为“玄蕃头”,负责接待大唐的使节,充当外交官。
进入80年代,袁晋卿已年近70,但他依旧没有选择退休,而是继续为日本效力,被任命为“安房守”。经过50年的仕途生涯,袁晋卿不仅晋升为日本的高官,还与日本妻子育有九子一女,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成就的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曾经那个迷茫的18岁少年,如何在他乡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确实印证了“人生源于一念,命运在于选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