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向志愿军司令部发布了新的调令，宣布了重要的人事变动。杨得志，原19兵团的司令员，被调任为志愿军的第二副司令员，而原副司令员韩先楚则被调回19兵团接任杨得志的职务。显而易见，杨得志和韩先楚被对调了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调动看似让韩先楚的职务有所下调。

然而，在这项任命宣布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并不在朝鲜前线，但他还是在杨得志正式到志愿军司令部之前与他进行了电话沟通。在电话中，彭德怀告知杨得志，他将主要负责指挥作战事宜。那么，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杨得志被任命为第二副司令员，离开19兵团前往志愿军司令部报到的时间点，正值志愿军中一些重要指挥员的任务发生变化。那时，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以及参谋长解方，主要精力被分配到开城谈判桌，无法全力指挥作战。而另外两位副司令员洪学智和宋时轮的情况也不同，一个在后勤司令部负责后勤事务，另一个则被调回国内担任军委步兵学校校长。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才决定将作战指挥的重任交给杨得志。

当然，杨得志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被赋予重任，与他过往的赫赫战功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得到了极大的肯定。杨得志是“中央红军三杨”中的一员，这个称号在我军历史上广为流传。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他便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的一名团长，并与当时的政治委员黎林共同协作，屡次打胜仗。在长征的艰难环境下，杨得志指挥的部队突破重围，成功强渡天险，为中央纵队打开了通路，并全歼敌人。

除了战功，杨得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非常出色。他得到了彝族人民的支持，确保了红军能够顺利通过彝族区，避免了许多麻烦。抗战时期，杨得志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屡次带领部队击败敌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巨大。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陕西军区司令员，并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担任了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率部跨过鸭绿江，参与朝鲜战争。

1951年2月，在出征前，周总理亲自接见了杨得志及其搭档——政治委员李志民，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期望。周总理希望杨得志和他的兵团能够延续他们的辉煌战绩，尤其是在全球目光注视下，抗美援朝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严峻的政治斗争。周总理特别叮嘱他们要全力以赴，打好“出国第一仗”。

杨得志与第十九兵团在朝鲜战场上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他们成功阻击了“联合国军”的多次进攻，顽强守住阵地，并与其他志愿军部队密切配合，歼敌8.2万余人，稳定了战线，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态势。随着局势的稳定，“联合国军”也开始表示愿意与朝鲜进行停战谈判。

这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回到国内处理中央军委日常事务，而邓华则将重心转向停战谈判，无法兼顾指挥作战。因此，中央军委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的作战指挥重任。杨得志随即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并在后续参与了上甘岭战役，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此时，杨得志和韩先楚的职务互换，虽然许多人将其解读为韩先楚的“降职”，但实际上，韩先楚仍然保留了志愿军副司令员的职务，这并不意味着职务上的降低。韩先楚被调回第十九兵团，实际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一步，这为他积累了“兵团司令员”的资历。

之所以选择杨得志而非韩先楚，中央军委有其深刻的考量。虽然韩先楚与杨得志同样是优秀的指挥员，但两人有几个关键差异。首先，杨得志在革命资历上比韩先楚要更为丰富。杨得志早在20岁左右便担任团长，参与长征并立下赫赫战功，而韩先楚则稍晚进入这些关键职位。其次，韩先楚的身体状况当时也不如杨得志，早期就有不少伤病，长期在战场上带病作战，且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肠胃问题。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将重任交给杨得志。

虽然韩先楚在身体问题和革命资历上稍逊一筹，但他依然是一位极具军事才华的指挥员。最终，杨得志接过了志愿军的指挥重任，带领部队屡战屡胜，也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