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新四军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叶挺名义上是新四军的一军军长，但实际上真正掌握大权的是副军长项英。因为我党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项英身兼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两职，实际上承担着新四军政委的职责，新四军的权力核心和最终决策权自然集中在他手中。这也是叶挺在新四军话语权不足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文章做了详尽论述。帅克在这里想探讨的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内外因素，叶挺在新四军权力不足，除了项英专权的外因外，他自身又存在哪些原因呢？

首先，叶挺曾经脱党这一历史包袱严重拖累了他。按入党时间算，叶挺算是党内的老资格，尤其是他担任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两个重要起义的总指挥，这样的经历非常罕见，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光辉履历。然而，遗憾的是，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莫斯科遭遇错误批斗，他对此极为不解和愤怒，最终选择负气离开，主动脱党，脱离了革命队伍，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尽管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后，亲赴延安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愿意完全归顺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对他也表现出高度信任，但脱党多年毕竟是个无法轻易抹去的历史污点。按照党的规章和革命斗争的理念，脱党是一件难以被彻底理解和原谅的严重错误。叶挺这一段人生经历，成为他无法抹去的革命瑕疵，甚至盖过了他之前的光辉贡献，令他在新四军内部总是有种背负沉重包袱、难以施展拳脚的感觉。再加上党内还有一位更有资历、性格强势的项英，叶挺在新四军的工作环境注定不会顺畅，这也直接导致他曾两次出走、四次递交辞呈。

其次，叶挺作为非党员的身份，也极大限制了他的权力。在战争年代，军事作战无疑是最重要的任务，军长在名义上应该具备很高权威。但由于叶挺不是中共党员，他无法获得许多核心党内文件的知情权，也不能参加只有党员才能参加的关键会议和活动。在国共双方激烈对抗的背景下，面对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压制和拉拢，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控制必须非常严格，非党员的叶挺因此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为缓解这一局面，中央曾根据叶挺的建议，成立新四军委员会，最初设项英为正职，叶挺为副职。后来运行一段时间仍不理想，周恩来提出调整为叶正项副的建议。虽然形式上有所变动，项英与叶挺的关系曾一度缓和，但项英牢牢掌控新四军大权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叶挺即使成为委员会主任，依然没有摆脱因非党员身份而带来的尴尬境地。

第三，叶挺在新四军领导班子中缺乏志同道合的伙伴，也让他处境艰难。新四军领导班子组成较为复杂，陈毅作为军分会副书记，长期指挥苏南苏北的抗日战斗，张云逸则负责江北的工作。因而，在径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实际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叶挺、项英以及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袁国平和周子昆都是延安派来干部，从党性上讲，自然支持项英，这无形中使叶挺感到孤立无援。为便于叶挺工作，周恩来和项英曾向毛泽东请示，拟将周子昆与周士第调换，让周士第加入新四军。然而，周士第当时被派在八路军120师，且因人事变动复杂，调换未获批准。叶挺曾请求中央允许以陈赓替代周士第，但同样未果。这样，叶挺在新四军领导层中缺乏亲密战友，孤军奋战的境地长期未变。一个领导团队中如果连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没有，工作自然受到极大制约。

最后，叶挺的个人性格也对他的处境产生影响。叶挺性格刚毅、爱憎分明，早年保定军校的历练、北伐时期铁军的声誉以及多年的海外经历，共同塑造了他鲜明且独特的个性。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这些衣着朴素、艰苦奋斗的领导形象不同，叶挺总是穿着整洁笔挺的中将军服，不穿军装时亦是西装革履，仪表堂堂。这种形象上的差异使他与新四军其他领导人形成明显反差。叶挺曾两次因不满局势而出走、四次递交辞呈，既显示了他性格刚烈，也体现了他难以忍受委屈。1938年10月新四军组建起，他与项英搭班子合作，但至1941年皖南事变仅两年多时间内，两人就爆发出多次矛盾。帅克认为，这既有政治理念和新四军建设发展方向的分歧，也有性格、兴趣和习惯上的差异，均对二人合作产生了不小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新四军文献》《新四军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