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战争的道德评判，仅从日本自身角度来看，上世纪日本一系列对外侵略行动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源于一种深刻的“被迫害妄想症”。换句话说，日本长期处于一种对外部世界极度不信任和恐惧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驱使它采取了极端的扩张策略。

要探究日本“被迫害妄想症”的根源，我们需要把时间线拉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回顾15至18世纪，欧洲列强为扩大海外商业利益，纷纷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这一过程最终催生了帝国主义的兴起。在那个时代，拥有殖民地被视为一个帝国的“必备标志”。这些殖民地不仅是经济市场的扩展地，也被用作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工具，但归根结底，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赚取巨额财富。

以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殖民体系发展迅猛，但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后来崛起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夺得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旅顺、大连及东清铁路南段（从长春至旅顺）的控制权，并掌握了沿线煤矿和土地；接着在1910年吞并了韩国；一战后，日本又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接管了山东半岛的权益以及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群岛。

与其他国家一心追求经济利益不同，日本在选择殖民地时，核心考虑的是“国家安全战略”。换句话说，日本对殖民地的占领，几乎都是基于军事战略的必要性。

细看日本所取得的殖民地，几乎每一块都紧扣日本的安全防线。比如，台湾与中国福建隔着台湾海峡，控制台湾海峡对日本的海上运输安全至关重要；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是保护东北亚局势稳定、确保日本本土安全的关键；山东半岛则是对抗沙俄（后来苏联）远东势力的战略据点，也是日本在亚洲大陆扎下的第一根钉子。

日本始终着眼于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力图最大化自身的战略利益。虽然殖民地也为日本提供资源支持，但首要目标始终是构筑一个安全的战略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日本在一战后继承德国殖民地时，选择了那些“鸟不拉屎”、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德属南洋诸岛。

一战期间，日本不仅在山东与德国作战，还远赴太平洋，夺取了德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外人看来，这些岛屿经济价值极低，殖民它们几乎是赔本买卖，但日本为何执意要占领？

原因只有一个：未来如果与美国爆发冲突，这些岛屿将成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战略据点。值得注意的是，那时距二战的太平洋战争尚远，日本为何对美国如此恐惧？

这种恐慌最早可追溯至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大地震。当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沿圣安地列斯断层发生7.8级强震，导致6000余人死亡。旧金山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地震后当地白人居民为了抢夺资源，疯狂洗劫华人区的唐人街。据流言称，白人担心受压迫的华人会在灾后反扑，便先发制人地进行了大肆掠夺。

在白人眼中，日中两国人无异，唐人街被洗劫后，日本人聚居区也未能幸免。更严重的是，旧金山市政府出台多项歧视性政策，禁止日本人领取救济，禁止日本儿童入学，还通过联邦法案限制日本人经由夏威夷、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地进入美国，形成事实上的“排日法案”。

此外，美国人对日本的忌惮远超对华人的轻视。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了传统欧洲强国俄罗斯，这一震惊了美国社会。1907年，战后不久，美国社会掀起了“战争恐慌”，普遍担心日本可能会跨越太平洋发动攻击，关于美日即将陷入战争泥潭的预测甚嚣尘上。

岛国日本天生具有“居安思危”的心理。在被周围大国——俄罗斯（后苏联）和中国敌视的同时，美国的敌意让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孤立无援，安全感被极度削弱。日本深知未来势必与美国一战，而美国自1898年美西战争后，获得菲律宾、关岛、夏威夷和东萨摩亚，已形成对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围堵。

为了防止本土沦为战场，日本急切需要在中国南海建立战略据点。因此，南海诸岛尽管经济价值微乎其微，却成了日本眼中的未来战争支点，事实发展亦印证了这一点。

同样的逻辑，也在侵华战争爆发时体现无遗。其根源，正是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显露无疑。虽然日本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战略利益，但亲眼目睹欧洲惨烈的战争景象后，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阵亡约1.4万人；日俄战争中更是高达8万人。尽管一战主战场在欧洲，超过1000万人的死亡数字仍令日本震惊不已。战争愈演愈烈，如果主战场转移到亚洲，日本作为岛国，将面临怎样的惨烈局面？又有多少日本年轻生命将葬送沙场？

日本人计算得出，整个日俄战争消耗的弹药量不过相当于一战中一周的消耗。而随着飞机、坦克等机械化装备的引入，未来战争的残酷程度必然超越一战。日本能否承受这般浩劫？即使战争最终获胜，面对欧洲满目疮痍的现状，日本还能剩下多少？

更让日本人忧心忡忡的是，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为弥补损失，极有可能将目光重新投向资源丰富但陷入军阀割据的中国。日本预测，20世纪20年代起，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资源争夺极可能引发新一轮战争，而主战场正是自家门口，日本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半岛归属的争论，也印证了日本的这种判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归还给谁，成为会议上的焦点。一派主张战败德国应直接将权益归还中国；另一派则是日本提出，由日本暂时接管山东权益，待时机成熟再交还中国。

本该无争议的山东问题，却因美英等西方列强试图遏制日本在亚洲的独大而变得复杂。欧美列强怂恿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挑战日本立场，令日本措手不及。日本由此感受到，所谓“朋友”不过是表面，甚至连中国都站在西方一边。

右翼分子北一辉在后来的“二二六”事件前言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局面：“在凡尔赛，中国与美国同时排日，仿佛在朝着日本扔烂泥。”

恰逢巴黎和会激烈争论时，日本占领的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1919年，朝鲜傀儡国王高宗去世，民众愤怒不已，借高宗葬礼之机，于3月1日在汉城发起大规模示威，随后波及全朝鲜半岛。日本军方残酷镇压，3个月内致死7509人，伤15961人，拘捕近5万人，逮捕判刑者达8511人。

美英代表团便以此为由，质疑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是否过于残酷，进而质疑日本是否有资格对战败国殖民地进行管理。日本代表因此处境尴尬。

可以说，中国是巴黎和会上最受损的战胜国，而日本则是最感委屈、最被孤立的战胜国。对未来与列强必有一战的恐惧，以及国际社会的孤立感，最终深深植入日本人的心中，形成了强烈的“被迫害妄想症”——“列强不尊重日本，日本不过是全球利益瓜分中的牺牲品。”

既然大战不可避免，对手是美英苏这些超级列强，那么日本的战争潜力在哪里？战略后方又如何保障？日本如何避免本土沦为战场？

答案是：日本将目标锁定在中国。这个逻辑，曾被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完整表达过。

1923年，石原莞尔被派往德国留学。他和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一样，亲眼见证一战的残酷，产生了深切的危机感。但他不仅有危机感，还思考如何让日本在未来东亚战争中获胜。通过深入研究德国战败原因，石原莞尔总结：

“德国败因在于未能认识到一战是长期持久的消耗战，而非短期决战。为了不输给敌人的消耗战略，必须经受经济封锁，坚持作战。”

在他看来，日本赢得未来战争唯一可能性，就是打持久战、消耗战，使欧美列强像德国一样疲惫不堪，胜利自然归属日本。

然而岛国资源有限，不具备持久战能力。石原莞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回国后，他加入由永田铁山、铃木贞一、根本博等陆军核心幕僚组成的智囊团“木曜会”，为国策和国防方针提供建议。

1928年1月19日的第三次“木曜会”会议上，身为陆军大学教官的石原莞尔发表了题为《我的国防方针》的报告，提出：

“日美两国为主角，其余为配角，最终决战将由飞机展开……必须在不动用国内一分资金的前提下进行战争。对俄只需少数师团，若能完全利用中国作为根据地，就能坚持二三十年的战争。”

他的报告强调，日本必须依靠中国大陆资源，才能支持长期战争。

对此，木曜会内较理性的永田铁山表示：

“不一定非打不可，没有战争还要争夺满蒙吗？”

而根本博、铃木贞一等人支持石原莞尔观点，甚至扬言：

“不仅满蒙要拿下，西伯利亚也要占领！”“目标是1930年前拿下满蒙！”

在强烈“被迫害妄想症”影响下，永田铁山这种相对理性派被视为“卖国贼”，不被军国主义接受。

1935年8月12日，永田铁山在办公室被隶属皇道派的相泽三郎斩杀，史称“相泽事件”，引发次年“二二六兵变”。

而在1928年“木曜会”会议结束三年后，石原莞尔亲自将其持久战构想付诸实践。1931年9月18日，他与板垣征四郎策划柳条湖事件，借机进攻东北军，引爆“九一八事变”，拉开日本侵华战争序幕。

从当时日本人的视角来看，侵华战争不过是与英美欧洲列强决战的“前哨战”。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迅速占领中国，用中国资源支撑持久战，消耗美国国力，最终击败美国，称霸东亚及西太平洋。

然而，日本人算漏了一条重要因素——原本计划“迅速占领中国”的战争，反而演变成了长达数十年的持久消耗战，最终日本自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战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