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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罗广文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突然调任为第八十七军军长。十八军作为陈诚麾下“土木系”的主力部队,在军中声望极高,有传言说国民党军的下级军官宁愿去十八军当排长,也不愿去普通部队当连长,这充分显示了十八军的独特地位和吸引力。罗广文被调离十八军,内心必然难以释怀,毕竟这支部队是他多年奋斗的舞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八军副军长胡琏则暗自高兴,因为罗广文一走,陈诚便指定胡琏接任军长,正式掌握这支精锐部队。
从十八军成立起直到1948年12月在双堆集随十二兵团覆灭,这支部队历经八位军长:分别是陈诚、罗卓英、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胡琏和杨伯涛。值得一提的是,这八位军长中,除了方天和罗广文外,其余六人均曾担任过十一师师长。罗广文的突然调离,使得十八军军长的任命回归了以十一师师长升任军长的传统轨道,体现了该部队的内部晋升惯例。
胡琏出身陕西华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自1929年起,他在十一师任副营长,之后长期在十八军十一师任职,是军中极具资历的老将。全面抗战爆发后,十八军奔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期间,十八军六十七师在罗店激战中,中高级军官伤亡惨重,两个旅长分别战死和重伤,师长也在战斗中断臂。形势紧急,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从十一师调拨了一批军官增援六十七师,其中时任十一师团长的胡琏被提拔为六十七师119旅旅长,承担起更加重要的指挥任务。
此外,十八军十四师一位旅长因害怕日军火力强大,不愿亲自上前线指挥,师长霍揆彰担忧其影响战局,便派师参谋长郭汝瑰代理旅长。郭汝瑰回忆时提到,他与胡琏共用同一个指挥所,彼此配合默契,体现了部队内部良好的协同作战能力。
淞沪会战结束不久,胡琏重返十一师,出任副师长。1939年,十八军军长黄维调离,十一师师长彭善升任军长,胡琏本以为自己将顺理成章地升任十一师师长,毕竟彭善当年也是从副师长升至师长的。然而,最终担任师长的是非黄埔出身、被视为“半路出家”的叶佩高。叶佩高上任后,遭到十一师“土木系”骨干军官联合抵制,而抵制的幕后主使正是胡琏。结果叶佩高在师里的权威不如副师长胡琏,两人矛盾激烈。
师长与副师长的严重不和,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引起陈诚亲自介入调停,但收效甚微。最终,叶佩高被调离,十八军将其安排到挂名少将的闲职,十三师师长方靖被调任十一师师长。方靖是黄埔二期出身,在十一师任职期间与胡琏关系平稳。随后一年,胡琏升任预备第九师师长,但这只是短暂过渡,1942年他如愿回归十一师,正式担任师长。
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数月后,十八军军长彭善因“失地”负有责任而被撤职,军长职位由方天接任。1943年5月21日,鄂西会战爆发,其中著名的“石牌保卫战”中,胡琏率领十一师坚守阵地,表现出色,成为接替方天担任十八军军长的热门人选。出乎胡琏意料的是,方天调走后,军长职位却由副军长罗广文接任,胡琏则被任命为副军长。
担任副职的胡琏压力不小,曾任副师长时如此,如今当副军长亦然。十一师师长一职空缺时,罗广文和胡琏对推荐人选各执己见,双方僵持不下。大多数十一师骨干军官支持胡琏,给罗广文带来极大压力。陈诚出面协调,依然无果。最终,两人推荐的人选均未被采纳,陈诚从外部调来第五师师长刘云翰担任十一师师长。刘云翰入职后感到压力巨大,认为长久留任不利,遂主动通过关系调往军政部任职。
刘云翰离开后,十一师师长由陈诚指定杨伯涛接任。杨伯涛出身十一师系统,与胡琏私交甚好。杨的任命使十八军资深将领敏锐地预感军长人选将有变动,事实果然如此。不到五个月后,罗广文被调任八十七军军长,胡琏终于如愿接掌十八军,成为第七任军长。
国民党军中流传着“五大主力”的说法,该说法于1946年军事整编会议上正式提出,五大主力指新一军、新六军、整编七十四师、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当时,关内国民党部队普遍将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驻东北,未进行整编,保持原番号;第五军尚未整编,番号亦未变;整编七十四师即原七十四军。陈诚偏爱起家部队十一师番号,故将十八军整编为“整编十一师”,原十一师则降格为“整编十一旅”,旅长由杨伯涛担任。
1948年8月,国民党军取消了“整编”称呼,整编十一师恢复十八军番号,使得胡琏成为整编十一师番号下唯一的师长。十八军虽在双堆集覆灭后重建,但新十八军与旧十八军除番号外几乎没有关系。因此,普遍认为杨伯涛是“土木系”基干部队十八军的最后一任军长。
1948年9月,国民党军成立第十二兵团,胡琏对自己仅获副司令长头衔而非司令长官深感不满。司令长官黄维是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十一师师长和十八军军长,是胡琏的旧长官。胡琏虽在情绪上表现强烈不满,但未像对待叶佩高和罗广文那样采取抵制行动。
1948年12月15日中午,眼见十二兵团即将被围困覆灭,黄维召集胡琏等人开会商议突围方案。下午,黄维乘坐由胡琏亲自派人挑选的新式坦克,与搭乘旧坦克的胡琏一同出发。在途中一处路口,两人下车商议后认为目标过于显眼,决定分头突围。分开不久,黄维的坦克故障无法前行,黄维下车不久即被解放军俘虏。
胡琏乘坐的旧坦克由其信任的营长甘义三亲自挑选,故障率极低,且配备有地图,保障了突围行动的可靠性。后来,黄维在被俘期间对“永动机”研究产生极大兴趣。特赦后,黄维获得政策补偿款,甚至从中拨款继续资助“永动机”研究。黄维当年突围时发动机故障,或许与他对“永动机”执念颇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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