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道三朝的名臣吴熊光，在他的著作《伊江笔录》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乾隆朝时期那段充满坎坷与辛酸的仕途经历。

乾隆三十九年，吴熊光以正六品内阁侍读的身份被提拔为刑部郎中。吴熊光才干出众，在刑部任职期间，表现卓越，工作成绩令人称道。在京察考试中，他被记名并保送为都察院御史（正五品）。

当时的刑部尚书是权倾一时的大学士阿桂，阿桂对吴熊光极为赏识，决定将他的御史官职注销，改为提拔到更高一级的小京堂（各部院的一把手或副手职务）。

不过，注销御史身份，转为小京堂官职，必须得到吏部的批准。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吏部的影响力极大，吏部自不会拒绝。可吴熊光却并不领情，原因在于他与兼任吏部尚书的权臣和珅关系紧张，不愿意欠和珅任何人情。

然而令吴熊光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御史这一职位上，竟然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乾隆晚年才得以升任为四品小京堂。如此一个品级的差距，白白耽误了他十余年的晋升时机，恰恰印证了那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古训。

从这段史料中，如果不仔细品味，很难发觉其中的玄机。实际上，这背后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清代都察院的各道御史地位非常尴尬，升迁异常困难。

都察院在朝廷中，是除六部之外的重要部门，下辖六科、十五道、五城督院、宗室御史处及稽察内务府御史等单位。本文重点讲述的是御史部分，特别是十五道御史，其他部门暂且不表。

这十五道御史按照省区划分，并根据各省事务的轻重缓急和人员需求，配置情况不一。十五道各道均设有掌印监察御史（正四品），满族和汉族各一人。普通监察御史的人数因地区而异。

例如京畿、江西、浙江、福建、湖广、河南、山西、陕西八道省，满汉各设一名监察御史；江南道则较为特殊，满汉各设三人；山东道满汉各两人；其余省份仅设掌印御史而无普通监察御史。根据《大清会典》记载，十五道御史总人数为137人。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道御史的职责不仅限于稽核所属省份，还包括稽查京城内各衙门事务。例如河南道御史负责监察内阁、顺天府以及大兴、宛平两京县的事务；山西道御史监督兵部、翰林院、六科、中书科及户部仓场衙门；山东道御史则负责刑部和太医院的稽查，诸如此类。

御史本是一个颇具尊荣的官职，明代时御史的品级为七品小京官。虽然级别不算极高，但任职门槛极高，是当时极受欢迎的职位。

明代制度规定，御史必须出自进士，且多选自新科进士。为何偏重新科进士呢？这是因为御史肩负监督文武百官乃至皇帝的重任，老官场混迹者容易顾忌，难以敢言。而新科进士刚入仕途，锐气十足，敢于担当监察职责，恰符合御史的要求。

此外，明代也会选拔部分地方基层知县为御史，因为御史经常被派往地方巡查，知县的基层经验有助于他们熟悉钱粮、刑名事务，避免被蒙蔽。

当然，不论是新科进士还是地方知县，想成为合格御史，都必须经历一年“试职”阶段，学习律法制度，通过考核后方能正式上任。

相比之下，清代皇权更为集中，自雍正帝推行“科道合一”制度后，都察院地位有所下降，各道监察御史的作用也逐渐被边缘化。

清代御史官品正五品，但大多非新科进士，也非基层州县官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六部等部门的官员转任。

在翰林圈子里，从内阁转为御史被视为“奇耻大辱”，理想的仕途是“开坊”——由翰林编修、检讨转入詹师府左右春坊，最终步入阁员。

稍差者则任各部郎中、员外郎，若被降为御史，意味着仕途遭遇巨大挫折，升迁前景黯淡。

虽说御史升迁无望略有夸张，但由于岗位特殊，御史通常任满后须调任他道，多次轮换才有可能脱离都察院。

更令人沮丧的是，御史升迁多为平行调动，最常转任六部郎中，换言之，在御史职位上磨耗十余年，最终也许只能停留在正五品的水平。

晚清学者何德刚在《春明梦录》中指出：

“同光以后，御史多由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郎依序补充。翰林中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者，亦多被外放，极少愿意考取御史。因为御史辗转十数年，终难登堂入室。”

这正是文首所述，阿桂欲注销吴熊光御史身份的根本原因：一旦成为御史，便意味着仕途渺茫、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