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关于西北问题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曾是红25军元老的程子华，专门向彭德怀、马明方等与会同志提到了当年在陕北的一段历史事件。

程子华回忆道：“我们没有去迎接中央红军，并不是不欢迎中央或毛主席，而是因为作战方针上的问题。如果说战略错误，那责任我承担，因为这是我提议的，前后方的同志们也同意了。”

与会者听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从程子华晚年在回忆录中的特别提及来看，这件事情显然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可见一斑。

程子华所说的“我们没有去迎接中央”究竟是什么回事呢？这得从1935年7月，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开始讲起。当时，蒋介石调动了超过四个军，11个师的兵力，采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的红军。在这样的形势下，红15军团发起了坚决的反击。

这次反“围剿”以红15军团的胜利告终。徐海东、刘志丹等指挥官率领军团主动出击敌军后方，切断了敌军的补给线，同时在劳山东西的山区埋伏敌人，最终成功引诱敌军上钩。经过5小时激战，红军全歼敌军两个团和一个直属队，击毙或伤敌1000多人，俘虏37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敌军的师长也在战斗中重伤，不久后死于伤口。

这一战，被后人称为“劳山战役”，是红军史上重要的战斗之一。除了辉煌的战果，红15军团还意外缴获了一份敌军电报，报告中称：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北上，正向甘肃省武山县西南推进。

这一消息引起了徐海东等人的高度重视，迅速向西北代表团汇报情况，并建议红15军团立即前往关中苏区迎接中央红军。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朱理治将徐海东的来信呈给了程子华，征求他的意见。

程子华仔细阅读后说：“这封电报提到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要去关中苏区，早就已经到了。我们不必全军出动去迎接，万一中央红军已经转移，我们去关中可能会扑空。”他进一步担心：“红15军团若远赴关中，往返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期间很可能会有变故，如果敌人趁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苏区就会陷入困境。”

程子华提出：“与其去关中迎接，不如继续向南作战，迫使西安的敌军增援北方。这样既能配合中央红军，又不必冒险扑空，同时能有效保卫苏区。”朱理治听后，认为程子华的意见有道理，但没有立即表态，表示需要再思考。

两天后，朱理治再次找程子华，告诉他经过与戴季英商量，大家一致同意程子华的建议。朱理治最终指示程子华：“你去前线与同志们开会，把我们后方的决定传达给他们，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没有异议，就按计划执行。”

尽管程子华在长征中受了重伤，仍被担架抬到前线。他将后方的决定转达给了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等领导，大家没有提出反对，最终决定如期执行。

不久后，红15军团向榆林桥发起进攻，经过一上午激战，最终全歼敌军，俘虏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在之后回到东北，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对西安事变及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战斗结束后，陕北的领导们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吴起镇的消息。程子华立即指示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动员群众前去迎接。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同样提到这一事件，显然他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红15军团的作战方针，也关乎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希望在战略选择上尽量减少风险，确保苏区的安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迅速得知了刘志丹等人被捕的消息，派遣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等人前往接管陕甘晋的保卫工作，并在当天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人。

在张闻天主持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王首道报告了调查和处理结果。负责抓捕刘志丹等人的戴季英做了自我批评，而聂洪钧则因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也被视为负有责任。此后，组织对戴季英和聂洪钧做出了处分。

1942年整风时，党内重新审视了陕北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并对聂洪钧等西北领导人进行了批评，指责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表现出消极态度。尽管这一批评的具体依据不详，但程子华当时提出的建议，以及后来的决定，显然让他也背负了一些责任，尽管中央并未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他。

聂洪钧等人的错误确实在陕北问题处理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不可否认，他在中央到达时始终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对于中央的到来，他的态度不能仅因其在刘志丹问题上的失误而受到质疑。

正是因为对这些事件的深刻思考，程子华在晚年特意在回忆录中详细提及此事，或许也是为了澄清一些历史的误解，给党史作出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