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沈阳军区迎来了军政主官的调整，邓华和周桓被调离，陈锡联与赖传珠接任了司令员与政委职务。然而，在选定司令员和政委的人选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发生了一个许多人并不知晓的小插曲。实际上，最初的上级考虑过让黄永胜担任沈阳军区的司令员，而政委依旧由赖传珠担任。很多人可能会疑问，黄永胜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吗？而且广州军区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怎么可能将他调到沈阳军区呢？

事情的真相其实颇为复杂。早在1957年，黄永胜便从广州军区调离，去高等军事学院脱产学习，学制为三年。虽然名义上他仍然担任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但实际的指挥工作已经由李天佑接手，后者担任了第一副司令员兼代司令员，负责处理军区的各项事务。这样的情况并不算第一次发生，1955年，杨得志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而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王新亭则暂时代理了司令员的职务。等到杨得志学成归来后，王新亭也去高等军事学院参加速成班的学习。

当时，黄永胜被提议调往沈阳军区，正是由于他在军事学院的学习，而广州军区的工作则由李天佑接管。若黄永胜真被调走，李天佑或许将接替广州军区的工作，黄永胜则有可能接任沈阳军区的司令员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黄永胜与邓华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两人曾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并肩作战过五次。第一次是在1932年，当时黄永胜担任师长，邓华担任政委；第二次是在1933年，黄永胜担任团长，邓华担任政委；第三次是在1937年，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时，黄永胜担任685团团长，邓华担任副团长（兼政委），尽管时间很短，两人很快就被调开；第四次是在1944年，晋察冀机动旅的组建过程中，黄永胜担任旅长，邓华担任旅政委；第五次是在陕北改编教导2旅时，二人再次分别担任旅长和政委。

这两位将领都非常有能力，且各有特点。邓华的背景是政工出身，他的政治工作能力出色，且无论是处理政治事务还是军事决策，都显得非常稳妥；而黄永胜则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打仗非常优秀，但性格上略有“抗上”，也就是说他常常对上级的命令有所保留。

虽然两人是老搭档，但他们的工作风格和思维方式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政委掌握一票否决权，意味着如果军政之间发生分歧，政委有权否定军事行动，虽然军事主官可以向上级反映，但在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往往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向上级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永胜与邓华之间常常发生争执，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然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他们之间，许多军政干部在合作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随着抗战的深入，政委的权力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政委的一票否决权开始有所调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军事主官已不再受到政委的过多干预，军队的主要工作由军事主官负责，其他如政治思想、后勤生活等事务则由政委负责。

解放战争时期，黄永胜与邓华继续在东北战场上奋战，黄永胜担任第7纵队司令员、第15兵团司令员，而邓华则担任第8纵队司令员、13兵团副司令员和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始加强对边防的军队布置，13兵团的指挥机构尚不健全，于是上级决定将15兵团的指挥机关改为13兵团机关，并指挥38军、39军、40军北上。最终，邓华接替了黄永胜北上，除了机构上的需求，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成了这一决定。

1955年，两人分别担任了沈阳军区与广州军区的司令员，这两个军区都是中国12大军区中兵力最强，管辖区域最广的军区之一。随着1959年邓华离开沈阳军区，上级并没有立刻为他找到新的岗位，邓华则出于个人原因选择推辞这一安排，认为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应该由一位非四野出身的干部担任。最后，上级决定派遣陈锡联，他是二野出身，曾任炮兵司令员，最终担任了沈阳军区的司令员。之后，黄永胜返回广州军区，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