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贵阳设立的一面公开旗帜。

这里，也是众多中共领导干部、国际友人和进步青年的“中转站”。

这里，更是宣传党中央抗日政策、贯彻党中央抗日工作方针的“红色堡垒”。

……

这里就是位于贵阳市民生路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探访那段8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选址贵阳：抗战后方的“战略咽喉”

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8年10月武汉失陷，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许多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迁至西北和西南。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一号展馆。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贵阳不仅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滇越公路进入内地的必经咽喉。“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以重庆为中心点、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滇黔、黔桂和湘黔四条公路共同组成了国统区的动脉，因而贵阳也成为连接西南、华南、华东和延安的‘红色枢纽’。”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讲解员何松艳介绍。

鉴于贵阳所处的重要位置，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以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

1938年底，贵州桐梓人、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临危受命，在贵阳达德学校原校长黄齐生和时任校长曾俊侯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筹设交通站工作。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1939年1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在达德学校正式挂牌成立，袁超俊被任命为站长。

起初，交通站借用达德学校操场旁的一排教室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因学校临近开学，为不影响其正常教学，需另寻办公地点，袁超俊便向中共贵州省工委寻求帮助。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屋后的水井。

“为了防止敌人从挑水的数量上估算交通站的人数情况，当时寻找地点时，就考虑办公点内要有水井，从而方便交通站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需要。”何松艳指着旧址屋后的一处水井介绍说，后来在共产党员高言志的协助下，交通站选定并租用此处（原称六座碑）的民房作为新的办公地点。记者注意到，该水井古朴，井口不大，井水仍然清澈。

贵阳虽然远离战场，但是仍遭到日寇多次轰炸。1939年2月4日上午，18架日机从广西方向飞来，在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上空投下了120枚炸弹，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十字、中华路、中山路等区域烧毁殆尽，死伤1200多人，成为贵阳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劫难，史称“二·四”轰炸。

此时，袁超俊等人意识到，必须在贵阳城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用于存放各类抗战物资。据袁超俊在《勤俭节约建设交通站》一文中的回忆，当时他通过父亲了解到永年药号职员宋鹤轩在威清门外刚建好一幢三开间的木结构房屋，除宋鹤轩家自用两间外，其余可租给交通站使用。经查看，那地方不仅靠近公路，而且面积宽敞，在房屋与公路之间还有个很大的空地，可以平整为车场。于是，交通站决定租下该所房屋，将其建为城外接待站。

如今，威清门附近高楼大厦林立，而“宋家小院”早已踪迹全无，只有民生路中段小巷里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仍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光荣使命：功勋卓著的“双向战场”

“交通站共有会计、出纳、收发、警卫员、司机等20余人，大家不畏艰难、勇担重任，采用‘公开+秘密’的策略，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即中转军需物资、接待转送人员、宣传党的主张、指导秘密工作等。”何松艳说。

讲解员何松艳在介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历史。

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三号展馆内，一张张老照片、一组组旧物件证明了何松艳所言，也进一步展示出那些令人敬佩的卓著功勋——

转运“生命补给线”。仅在1939年夏季，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就先后向重庆、延安转运了150车从中国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军需战略物资，包括弹药、汽油、机油、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同年冬天，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抵达贵阳，爱国华侨、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送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运送到延安。当年，交通站还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物资及档案资料，押运军用物资北上。

接送“流动的革命队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承担了繁重的接待任务，包括1939年接待转送叶剑英同志自桂林赴重庆，1940年接待徐特立同志途经贵阳至延安，还接待转送了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等；新四军军长叶挺等革命将领也曾在此短暂停留。“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更将这里视为‘第二个家’。他化名为胡光，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返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就如同到了家，洗个脸就开始工作，打字写东西，有时一连工作几天才下楼。”何松艳说。

守护“隐秘的革命火种”。据《抗战大后方——贵阳》记载，为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以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向联系。如设在贵阳图云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以及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等，在交通站的掩护下，顺利开展秘密工作。同时，积极传递《解放》《群众》等革命刊物，动员爱国进步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积极协助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爱国进步青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对革命家属的庇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后，即着手在贵阳近郊寻找安全便捷的疏散安置点。经多方寻找比较，最终在位于贵阳市南郊29公里的青岩古镇租借多处民房，建立了既隐蔽安全又交通便捷的临时安置点。1938年长沙大火后，一批党和八路军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20余位家属，安全地撤退到广西桂林、贵阳青岩等地。袁超俊在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下，把转移到贵阳的家属于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3日晚，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贵州当局查封，7名工作人员被捕，袁超俊因为公务在重庆而幸免于难。经周恩来和叶剑英在重庆多方交涉，这7人直到当年8月才获释。至此，这座“红色枢纽”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在贵阳的革命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旧址新生：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1982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贵阳市对旧址进行修缮，增设陈列展览。2024年10月1日，修缮后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重新开放，成为贵阳红色文化新地标。

“现存的交通站旧址是一座两进式院落，包含四个展馆，每个展馆分别用珍贵的历史照片、部分实物、影像资料等，生动而具体地记录着交通站成立的经过、历史任务及斗争场景，再现了交通站的光辉历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现场协管胡萍说。

展出的袁超俊回忆录文章。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照片、转运物资复制品、袁超俊回忆录手稿等展品，生动还原了当年场景。同时，馆内设置有可触控屏，参观者可以通过点击屏幕，观看相应的影像资料。最特别的是，馆内还进行了精巧设计，在位于四号展馆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大事记互动展柜，参观者拉出标有年份的抽屉，便能查看交通站在1939年1月3日挂牌、1939年2月转移家属、1941年1月被查封等关键节点的故事。

胡萍介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故事，也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用更生动的方式讲述好、弘扬好红色革命文化故事，打造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她说。

正如展览后记所言：“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400余平方米的小院，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这里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如今，这里已成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