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文史

六十六

晋商通道

晋商通道杀虎口

早在3世纪中叶，从甘肃、陕西到杀虎口一带已经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相平行的与古罗马、波斯等国家贸易往来的道路。近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宁夏固原，陕北静边、榆林，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等地都发现来自中亚粟特人的墓葬，波斯萨珊朝银币和带有古罗马文化特征的器物，大同云冈石窟更建有希腊风格的廊柱建筑。这表明在这片农牧交错带，存在着一条未被今人关注的交通路线。这条交通道路与经过长安、洛阳的传统东西向“丝绸之路”近乎平行，而且使用的时间几乎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相一致。当时，一些外国商人为避免通往关中一带的道路受阻，通常会选择可以减少许多风险和麻烦的河套以南的陕北、雁北绕行，即由君子津渡过黄河，穿越参合口（杀虎口）。这也证明雁北地区早在1500多年前，就已经和遥远的西亚以至欧洲存在着交通、贸易关系和文化影响。

明清晋商贸易路线图

明代中后期，杀虎口逐渐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商贸中心，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民族融合以及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自开中制实施以来，晋商在北部边境从事了多种商品贸易活动。他们沿着旧日的军事通道，经杀虎口把蒙古地区及俄罗斯等国人民日常所需的缎布、盐、茶、铁器以及各项日用杂货经西、北两条通道贩运出去——往西由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经包头、宁夏、兰州、敦煌运送到叶尔羌，或由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输送到塔尔巴哈台；往北经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洲市场。关外的牲畜、皮毛及木材等货物也由杀虎口进关销往腹地。早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杀虎口便开始筑堡（史称旧堡）设立马市，成为北方边塞地区最早的蒙汉商贸聚集地。作为进出口货物的重要关市，杀虎口随着货物流通量的增加逐渐形成一派“道通北藩，为牛羊马驼、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的繁荣景象。明隆庆六年（1572年）蒙汉和议后，杀虎口成为汉蒙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要冲地，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甚至有杯酒流连，喧嚣讧殴者。”

杀虎口平集堡

清初，汉族与归绥地区蒙族的贸易也是以右玉杀虎口为纽带而展开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户部在此设关，派监督执掌关税，定年征关税正额1.3万两，杀虎口成为北方最为重要的榷关之一。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成为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又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蒙古族散处漠南、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以畜牧为业，无城郭之居，逐水草而徙，因而需要内地的茶、布、粮食等；而中原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也少不了牧民的牛马牲畜以及皮毛等物。这种相互间的需求，必然造成贸易往来。于是，杀虎口便成为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其时，京师所需的骆驼和马匹分别在张家口、杀虎口向蒙族采买。

清代右玉商人所用《杀虎口至京城路程单》

李树华/提供

从蒙疆地区贩运羊马的商贩，经杀虎口分三路销往中原：一路经平鲁、五寨、洪洞、赵城抵达河南；一路从左云、朔县、宁武、静乐到太原、祁县，最后到达晋东南；一路由左云、浑源、五台到达冀西北定州一带，或者从大同、阳高直达北京、天津、塘沽一带。与此同时，蒙古如遭遇灾荒需要赈饥时，朝廷也于赤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五口“预备米粮，确查蒙古贫人，每口给米，以五口为准”。

汉蒙贸易的繁荣使杀虎口新堡、旧堡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这些店铺作坊主要有元胜泰、锦泰泉、晋泰店（是接待大盛魁和新疆来往客商的）、玉泉堂、万荣店（专接前后营、达茂、四子王旗来往蒙古的客商）、德胜店、聚义昌、三合义等。杀虎口还是清中叶至民国时期我国北方商界声名显赫的商号——大盛魁的发祥地（最初在杀虎口曰吉盛堂，移驻归化城后改为大盛魁）。在蒙古，其员工就有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多峰。从蒙古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都是大盛魁的常年客户。

朔州文史

内容选自：右玉文化图志

主编：赵向东 陈小洪

索书号：K29/32

馆藏地点：四楼地方文献阅览室（仅供查阅）

供稿：特藏文献部——木子李

初审：张鑫玉

复审：彭孪生

终审：贾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