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都察院御史刘汝骥被外调任徽州知府。按照惯例，他上任前需要入宫向慈禧太后辞行，接受太后的询问与嘱托。慈禧召见刘汝骥后，首先问他是否曾拜访过军机大臣。刘汝骥回答说没有，慈禧随即告诫他：“你在外地任官，情况不同于京城，若想将来有良好的仕途发展，必须依靠军机大臣的支持和提拔。”这番话凸显了当时官场运作中，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远超政绩本身。

按理说，为官一方，最主要的职责是造福百姓，保障朝廷钱粮税赋的足额征收，只要政绩显著，仕途应当顺畅。然而，清代的官场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员的升迁与政绩往往关联不大，更多依赖的是人脉背景和政治关系。许多读者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毕竟清朝历史上也有像康熙朝的于成龙这样的典范官员，他从一个普通知县起步，凭借出色政绩逐步晋升为两江总督。

御史并不否认，确实存在部分因政绩突出而被提拔的官员，但总体比例非常有限，估计不足十分之一。更多官员获得升迁，并非凭借政绩，而是依靠家族背景、门第身份以及个人履历的加持，仕途由此变得更像是靠关系和背景“走捷径”。

朝中有人，做官才顺畅

在任何朝代，官场都有“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铁律。有时候，即使没有显赫的背景，只要能讨好上司、伺候得周到，也能获得升迁。研究清代官制，会发现官二代以及贵族世家的子弟升迁速度明显较快，这就是“朝中有人”的生动写照。祖孙、父子、叔侄、姻亲关系成为仕途加速器，比例不小。汉族官员中，像张廷玉、刘墉、翁同龢等，都是典型的官二代代表。

此外，师生关系也是官场内维系政治利益的重要纽带。因为并非人人都有显赫家世，师生关系就成为一种相对容易获得的资源。只要有科举功名，师生关系便天然存在，哪怕出身异路者，也常常花钱拜师，寻求有权势的老师做靠山。曾国藩初入仕途时，正是靠着师傅穆彰阿的提拔，才能有“十年七迁”的好运，最终获得攻陷天京的辉煌战绩。

对初入官场的人来说，能否“朝中有人”是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再出色的政绩和学识也难有用武之地。

履历必须过硬

官员的履历包含诸多方面：政治面貌、科举功名、年龄、工作经验等。政治面貌简单理解为对朝廷的绝对忠诚，这是基本门槛，完成难度不大。科举功名则不易得，举人、进士等名号的取得不仅考验学问，更需要一点运气。有人一生考试未中举，往往并非学问差，而是缺少那点运气。

清代官场中，科举功名的影响极大。以知县为例，进士出身的相比其他出身者更具优势。两人争同一岗位，即使政绩稍逊，进士身份往往能赢得上司青睐。科举出身还要细分，二甲、三甲的名次更是攸关前程。功名的分量之重，清朝官场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年龄也是硬性条件之一。年纪越大，体力和精力越差，有些职位不适合年长官员。清代规定，50岁以上的新科进士不得任州县实职，通常分配教职等清闲岗位。身体状况亦影响仕途，健康强壮者受上司青睐，而长期病弱者难以升迁。

工作经历则是另一硬性门槛。明清官场有明文不成文的规矩，比如“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了官场铁律。地方重臣如总督、巡抚，一般需要丰富基层经验，必须从知县、知府逐级升迁，缺少这一背景皇帝难以认可。

唯有无背景者，才靠政绩说话

若一个官员既无强大人脉，履历又不突出，那他能拿出来证明自己的唯一资本就是政绩。可政绩本身却很虚幻，尽管朝廷设有政绩考核细则，但没有谁能说自己政绩差，毕竟官场中人人都有政绩报告。

政绩数据往往难以完全真实，尤其地方官面临天高皇帝远的环境，造假政绩并非难事。只要完成朝廷规定的财政任务，且不犯严重错误，朝廷一般不深究细节。在升迁时，政绩也不是优先考量的因素，特别是中下级地方官的情况更难被吏部准确掌握，升降多凭督抚奏章由皇帝决定。

不过，政绩突出者仍被朝廷树为榜样。清代有不少基层官员凭借卓越政绩从知县一步步晋升至督抚，如于成龙、李世杰、刘韵珂、陈汝咸等，他们的成功案例也为后来的官员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