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这一词汇，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才流行起来的概念。今天的人们通常将“编制”理解为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中，拥有一个稳定的职务与身份。说得更有些夸张和理想化一点，拥有一个“正式编制”，似乎就意味着成功步入了“体制内”，享有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在中国，获得编制的方式大多是通过一些公开的考试，类似于选拔人才的考试，而这种选拔方式，和古代的科举制度颇有几分相似。其实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拥有“编制”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体制内的正式人员。

然而，虽然从表面上看，古代官员与现今政府干部的身份地位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别。如果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距今最近的朝代莫过于清朝。清朝的“编制”体系，在某些方面与今天的制度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那么，清朝的编制与新中国的编制究竟有何相同之处呢？

在清朝和现代中国，离百姓生活最密切的“编制岗位”通常都集中在基层，这些职位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尽管它们都属于“正式编制”，但在级别上却有着显著差异。从最高到最低，编制的层级逐渐增多，数量也随之增加。名义上，它们都属于“正式编制”，但实际上，在这些编制内，不同职务之间的权力和地位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清朝的官职编制，按照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九品十八级”，每个品级又分为正和从两等。例如，县级官员的编制，在清朝时所掌握的权力远远高于现代的同级官员。而清朝的正一品官职，便是最高级别之一，可以与今天的正国级官员相类比。清朝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职位属于名誉性职务，主要负责教育皇子，而这些职务的权力则类似今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高层职务。

不仅仅是文职，清朝也有类似现代“正国级”的武官，例如管理侍卫的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或中央安全局局长。再往下的正二品和副国级职务，清朝的内务府总管与现代的国务委员兼副部长，清朝的翰林院掌院学士与现今的国务委员相当。清朝的职位体系明确且严谨，但和现代的职务对比，依旧能找到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

然而，在清朝的编制体系下，正三品到正九品的官职，逐渐接近现代中国的地方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例如，正三品的顺天府府尹，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正四品的知府，类似今天的副厅级干部。这些官员虽然在职位上看似相似，但实际上掌控的权力范围和责任职责却有很大的差距。

对于基层的编制人员来说，清朝的九品以下的官员，如“府尹”和“捕快”等职务，通常由“合同工”来补充。事实上，这些职位数量庞大，掌握着基层的治安与管理工作，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尽管这些官职的职位较低，但他们却是与人民生活最为接近的管理者。不同于中央政府，地方上往往需要更多的基层公务员来承担大量事务，且这些公务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清朝时期的编制人员。

同样的，今天的基层公务员职位在数量上也多得多，尤其是一些大规模的县城，编制干部的人数往往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人。如果将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算在一起，某些规模较大的县市，编制人数可能接近一万。相比之下，清朝时期的一个县，常常只有几十名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这一差距，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权力的掌控上，都显得非常显著。

然而，尽管新中国的编制人数庞大，但清朝时期的基层官员却拥有更大的实际权力。例如，清朝的知县权力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等多方面。而今天的县长，尽管也拥有一定权力，但与清朝知县相比，已然分散且专业化很多，许多权力被委派给不同的部门和机构。

更进一步说，清朝的基层官员中，还有一些以“合同工”身份存在的人，这些角色包括电视剧情中常见的“县衙小卒”与“捕快”，以及负责治安的巡检人员等。他们虽然职位较低，但在当时的行政体系中，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后期，由于腐败横行，许多地方“吃空饷”的现象严重，贪官污吏也导致了百姓的疾苦。

这种体制的弊端，最终对清朝的灭亡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此相比，今天的中国官员制度虽然层级复杂，权力划分更为细致，但清朝的官员制度依然给人一种集权主义的印象。

综上所述，清朝与新中国的官员体系在许多方面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在权力结构、官职等级、职务职能等方面依然有着显著的差异。尽管如此，清朝的编制和新中国的编制，依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政府体制中的“珍贵资源”，拥有编制的人，往往都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