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纣王的罪状，最具可信度的历史来源无疑是《尚书》，这是因为它与商纣王的时代距离较近，而其他战国、汉代或晋朝的记载，很难让人信服。《尚书》中的《牧誓》部分较为可靠，而《泰誓》部分则显得更加可疑。

在《泰誓》中，记载了纣王的众多罪行，除了“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令人震惊的罪行外，还有“狎侮五常”的罪状。问题在于，“五常”这一概念是典型的儒家伦理，由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周武王如何可能在公元前11世纪的时代就提到“五常”？因此，《泰誓》中的纣王罪状，很显然无法作为可信的史料。

相较而言，《牧誓》则显得更为真实。在书中，周武王在准备讨伐商纣王前进行了战前动员，宣布了纣王四项罪状：“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即听信妇人之言、昏弃祭祀、弃兄弟、不理忠臣，重用逃亡罪人。但问题来了，这些罪状是否成立呢？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这些罪名并不成立，反而是纣王可能被武王冤枉，甚至遭到污蔑。

一、商朝妇女的社会地位

首先，关于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的罪状，在商朝的历史背景下并不成立。尽管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但这一情况主要始于周朝。商代的妇女实际上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妇好便是商王武丁的妃子，她不仅拥有封地和奴隶，还率领军队征战，参与政治与宗教活动。甲骨文中记载，她曾亲自指挥过1.3万人的军队攻打羌人。此外，商朝的妇女在祭祀和占卜等事务中也有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商朝妇女在社会中不可忽视的角色。

考古学也证明了这一点，殷墟的女性墓葬中，许多墓葬中都出土了武器，这表明商代妇女经常上战场。因此，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并不是罪过，毕竟在商朝，这属于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而周朝妇女地位较低，可能因为周武王的时代对妇女角色的重视较少，才将这一点视作纣王的罪行。

二、昏弃祭祀：背后的权力斗争

接下来，关于纣王“昏弃祭祀”的罪状，也需要重新审视。商朝的祭祀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祭祀活动几乎被认为是王权的一部分。商代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长期的权力斗争，商王经常试图摆脱神权的束缚。例如，商朝的武乙帝通过“射天”来压制神权，帝乙时期，商朝王权逐渐掌控了卜筮的权力，摆脱了神权的控制。

到了纣王时期，王权与神权的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纣王显然更倾向于将神权置于一边，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祭祀”，而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身的王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武王借用“昏弃祭祀”来指责纣王，显然是为了笼络那些叛商投周的祭祀贵族，激励他们为周朝的建立贡献力量。事实上，周朝建立后，并未重用这些祭祀贵族，反而对祭祀活动采取了远离神权的立场。

三、纣王“昏弃兄弟”的背景

关于纣王“昏弃兄弟”等的指责，实际上与当时商朝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史记》记载，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曾屡次劝谏而未被听从，最终与其他大臣共同投向周武王。这一历史事件表明，微子启及一些重要的贵族大臣实际上属于“贞人集团”，这一群体长期掌控祭祀和神权，纣王显然不愿再依赖他们。

另一个原因则与商朝王位的传承有关。商朝晚期实行“父死子继”的制度，而在此之前多为“兄终弟及”。这一制度变化使得纣王在继位后，必须通过减少兄弟和其他亲属的权力，来稳固自己的统治。所以，“昏弃兄弟”是为了确保王权的集中与传承，这并不是罪恶，而是王权斗争中的常见手段。

四、纣王“重用逃亡罪人”的动机

关于纣王“重用逃亡罪人”的罪状，实际上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这些“罪人”往往出身卑微，甚至是奴隶或战俘。纣王之所以提拔这些人，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贵族阶层对他的统治不满，诸如微子启、比干等人常常反对他。为了避免贵族阶层的干扰，纣王选择了更容易控制的“逃亡罪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非坏事，反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创新，符合商朝一贯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传统。

周武王以此为罪状来攻击纣王，无疑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指责，而忽略了商朝宽松的用人政策。事实上，周朝自建立以来，虽然政治制度逐渐完善，但其对贵族血统的强调，导致了周代社会的封闭性，与商朝的政治格局截然不同。

总结

综上所述，纣王的行为如果从商朝的标准来看，实际上并没有过错，而周武王的指责更像是出于政治需要，刻意加以污蔑。在历史的长河中，胜利者往往会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周武王通过攻击纣王，成功赢得了民心，从而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将这种“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强加给商朝，无疑是荒谬的。历史的胜利者总会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失败者，然而我们要警惕的是，历史往往并非如此简单明了。

参考资料：《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