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爱知县幸田町，有一座别具一格的神社，专门供奉蒋氏，这座神社名为“中正神社”。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传言，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那么，蒋氏到底为日本做了什么重要的贡献，以至于日本人特意为他修建这座神社呢？

然而，仅仅有这座“中正神社”似乎并不足以完全表达日本对蒋氏的感激之情。1985年8月，日本人再次为蒋氏立了一块“以德报怨”的碑。这似乎表明，蒋氏在日本人眼中的“功绩”远不止于此，要不然，日本也不会反复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蒋氏的谢意。

中正神社的碑文清晰地道出了日本的感激之情：

“‘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返日本。正是这些宽容之举，才有了今天日本的繁荣。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前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此社，以表诚挚感谢，永世铭记。”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蒋氏为日本放弃了多个本应合理要求的权益，如分区占领、日本战争赔款、废除天皇制度，以及遣返日本200多万军民等。这些做法本应为中国赢得合理的赔偿和利益，然而蒋氏却选择宽容对待，甚至放弃了国家应得的赔偿。那么，这是否让日本觉得太过便宜了呢？

或许有些人会说，日本已经是战败国，已经放下武器，为什么还要苛责呢？然而，尽管日本的武器暂时停了下来，但他们的敌意和侵略心态又如何可能轻易放下？特别是在蒋氏发布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一文中，他强调要以“基督宝训”的“待人如己”和“爱敌人”的理念宽大对待日本。蒋氏似乎忘记了，作为儒家门徒的他，孔子从未提到过要对敌人“待人如己”。孔子说过：“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才是真正的传统美德。

对于像日本这样已经战败的敌人，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公正的态度，恢复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需给予对方不必要的“恩惠”。然而，蒋氏选择了“圣人”的姿态，让日本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和赞扬他的“人格伟大”。尽管有些日本人可能会因此心生感激，但那些仍旧怀有恶意的军阀、财阀们却可能在心底窃喜，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容易利用”的对象。

日本媒体在蒋氏的讲话发布第二天就用“以德报怨”这一标题进行报道。由此，这一词汇成了流传的口号。虽然蒋氏试图通过宽容来示范大度，但从此以后，日后中国若提出战争索赔时，日本是否会借此理由推辞呢？事实上，尽管中国理应从日本得到的赔偿高达540亿美元，但最终实际收到的赔偿仅仅为2250万美元，这与其他国家得到的赔偿相比，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不仅如此，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都从日本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赔偿，而泰国则在二战中扮演了双面间谍的角色，战后不仅免除了赔偿，甚至还通过美国得到日本的援助。而蒋氏不仅放弃了这些合理赔偿的要求，反而通过“宽容”的姿态将自己与国家的利益割裂。

关于是否应该对日本进行占领，蒋氏当时确实有机会恢复中国对琉球群岛的控制。然而，在开罗会议上，蒋氏选择了放弃这个战略性领土，错失了可以加固中国东南防线的宝贵机会。倘若蒋氏当时采纳了罗斯福的建议，收回琉球群岛，今天的东亚局势也许会有所不同。

在战后的日本占领问题上，蒋氏的态度更加明显。尽管蒋氏本应凭借中国的力量恢复对日本的占领，以此来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但他却选择了放弃。这背后或许有着蒋氏为其内战局势考虑的个人利益。虽然当时的中国能够在日本驻军，但蒋氏最终没有选择派兵占领。

蒋氏对日皇保留的态度，亦成为其对日“宽容”政策的一部分。在开罗会议时，蒋氏明确表示，战败的日本军阀应彻底铲除，但对于日皇的去留应交由日本人民自行决定。这一言论最终促使罗斯福改变了立场，保留了日皇制度。

此外，蒋氏在处理日本战俘问题时表现出异常宽容的态度，甚至对日本战俘优待有加。虽然这体现了中国的宽容与人道主义，但也忽略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罪行和造成的巨大损失。至于日本军队带走的大量中国文物，蒋氏似乎也未对此作出有效追讨。

为何蒋氏如此宽容于日本呢？或许正如一些分析所说，蒋氏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宽厚待人，而是出于某种政治考量——通过与日本建立某种特殊关系，为自己在内战中的胜利争取外部支持。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也成为了蒋氏内战中的“顾问”和帮手，甚至提出组织日军参与内战的计划。

蒋氏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最终使得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他未能考虑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勇士兵和无辜死于日军屠刀的百姓。他的“宽容”换来的是历史的嘲笑和民众的反感。虽然日本的中正神社和“以德报怨”碑或许代表了某些日本人对蒋氏的感激，但它们无法掩盖蒋氏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且远不能代表全体中国民众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