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最为复杂且敏感的问题之一。日本声称依据国际法中的“无主之地、先行占有”的原则，拥有钓鱼岛的主权。实际上，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可追溯至甲午战争时期，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才以武力夺取了该岛。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已经清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领土。然而，日本却借战争之机，通过占领这一领土来实现所谓的“所有权”。按照国际法的标准，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领土并不具备合法性。因此，日本以这种非法手段窃取中国领土，背后有着限制中国发展和占据钓鱼岛丰富资源的双重目的。

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清楚这一点。钓鱼岛群岛从历史、地理、地质构造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均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钓鱼岛的记载可追溯到1403年出版的《顺风相送》。这本书如今保存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其序言中提到，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使臣在赴西洋宣诏时，经过多次航海勘查，校准了航路并记录了沿途岛屿的信息。这本书是已知的最早记载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文献，也是中国与琉球群岛航线的珍贵记载。

至于钓鱼岛归属的争议，日方主张其为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冲绳百年前是中国的藩国——琉球王国。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武力吞并了琉球，并将其改名为冲绳。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可追溯至隋朝，唐宋元时期均有记载。正式的藩属关系始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当时琉球国三山统一，开始向明朝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的藩属关系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日本武力侵占并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

1875年，日本以武力占领了琉球，并禁止琉球继续向中国政府进贡。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关注钓鱼岛的经济潜力。1884年，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了钓鱼岛群岛，并提出开发计划，然而，这只是日本政府借口的一部分。事实上，钓鱼岛群岛从历史上看，一直是中国与琉球沟通的航标，也是明朝时期抵御倭贼的军事要地。因此，早在1875年，日本就已经在谋划如何控制钓鱼岛。

日本的“先占”主张声称钓鱼岛群岛是无人岛，未曾发现中国的统治痕迹。然而，根据国际法，所谓的“无主地”是指未被任何国家占领或放弃的领土，钓鱼岛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尽管这些岛屿由于环境恶劣，未有人常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主地”。钓鱼岛自明朝起就归中国管辖，并且在当时的外交文件和政府公文中明确记录了这一点。

例如，1885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回信中曾提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已经被中国清政府命名，并且如果日本此时公开占领，将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井上馨的这封信明确表明，当时日本政府已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

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武力夺取了这一岛屿，1895年《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虽然日本声称“尖阁列岛”为其领土，但这一名称是日本在占领台湾后才开始使用的，而中国早在500年前就已为该岛屿命名为钓鱼岛。

至于日本占领钓鱼岛的动机，首先是为了确保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战前日本试图通过“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东亚霸权，甚至主动挑起对美战争。二战后，尽管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了经济强国，但它始终不安于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此外，钓鱼岛所处的战略位置也让日本觊觎。钓鱼岛距离日本本土约1000海里，而距离中国大陆仅约90海里。若日本控制钓鱼岛，将能在该岛部署海空监控设备和岸基导弹，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北部及沿海重要航道的封锁。日本的海权扩张战略中，确保航线畅通是其首要任务。钓鱼岛不仅在地理上对日本有重要意义，还承载着巨大的海洋资源，包括丰富的渔业资源、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钓鱼岛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战略位置，还在于其周边海域的资源。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海洋法公约》，主权国家对200海里内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而钓鱼岛的经济海域范围内包含丰富的矿产、渔业资源以及重要的海上交通路线。如果日本成功占领钓鱼岛，它将能够控制这一海域，限制中国的资源开发，甚至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此外，钓鱼岛所在的东海海域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便在该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已经开发出多个油气田。根据勘测数据，钓鱼岛附近海床中蕴藏着约945亿桶原油，这对资源匮乏的日本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因此，日本对钓鱼岛的争夺不仅是为了控制其战略位置，更是为了确保对东海大陆架的控制权，进而获得重要的能源资源。随着全球资源竞争的加剧，钓鱼岛问题也将继续成为中日两国间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