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小说和演义中塑造的包拯形象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凭借那把三口铡刀惩治了无数权贵。然而，真实的历史记载里，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更令人敬佩。例如，他是北宋历史上权力最小的一位“权知开封府”，但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赢得了“青天”的美誉。

包拯，字希仁，出生于今安徽合肥，天圣五年中进士。考取进士后，他因父母年迈，不忍离家远赴他乡任官，于是便在父母膝下侍奉。父母去世后，他在墓旁搭起草庐守丧，守丧期间长达数年，期间他多次徘徊于仕途与守孝之间。直到同乡的乡亲们反复劝说，他才终于答应入仕，这一坚持守孝十年的孝行，也使他在乡里声名远扬。

1037年，包拯年届38岁时，担任天长县知县，政绩显著。任满后，他被提升为端州知府。两年后回京出任监察御史。在任期间，他曾上疏仁宗皇帝，恳请严禁使用贪污吏员；还七次弹劾掌管江西转运的王逵，三次弹劾权势外戚张尧佐，并且尖锐批评宋朝的官员任用制度，因而获得了“铁面御史”的美誉。

包拯担任“权知开封府”是在1056年，那时他已经57岁了。宋朝的开封府尹不同于其他朝代的首都长官，权力极为庞大。根据史料，开封府尹负责“掌管京畿地区政务，审理狱讼案件，小事可自行裁决，大事则需上报朝廷”，这意味着他不仅管理首都的民政、司法和税务，还能调动城中的捕快，直接维护京城治安，其权力和地位甚至不逊色于皇宫禁军的统领。

此外，开封府尹在北宋的朝廷序列中位列极高，仅次于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垂拱殿分班入奏的制度中，开封府尹排在第四位，可见其官职的重要性。

不过，开封府尹一般由皇储担任，一般官员难以染指此职。历史上，柴荣、赵光义、赵廷美、赵恒等都曾以储君身份任此官，职位品级正一品，地位甚至高于宰相。赵恒之后，直到宋徽宗时期，开封府尹职位长期空缺，实际由“权知开封府事”代行权力。

京官本就难当，包拯的处境更为艰难。因为在北宋十位开封府最高长官中，他职权最小。其余三位亲王更不用说了，他们是未来的皇帝储备，开封府尹只是副业；而寇准、毕士安、范仲淹、欧阳修、蔡京等人则都以侍郎或大学士身份兼任权知开封府，只有包拯以右司郎中的身份担此重任。虽然右司郎中也属高官，但与亲王、侍郎、大学士相比，权势明显逊色。

包拯之所以能在开封府任内大有作为，离不开他遇上了一位难得的明君——宋仁宗赵祯。仁宗宽厚温和，简朴节约，对下属宽容礼遇，致力于让百姓安居乐业，且善于识人用人。包拯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仁宗用人唯亲，仁宗虽有所不悦，却也只得宽容地说：“包拯说话，唾沫都溅到朕脸上了！你只想着当宣徽使，却不知包拯还当着御史呢！”这既体现了仁宗对包拯的尊重，也反映出包拯敢言的性格。

当然，包拯能够在京官中立足，关键还是其刚正不阿的品格与卓越能力。京城官员众多，权力错综复杂，唯有自身端正无私，才能置身事外，不受影响。

据史料记载，包拯自1057年三月正式上任权知开封府，到1058年六月离任，仅仅一年多时间，却将素有“难治”之称的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上任后，他大刀阔斧改革旧制，原本诉讼者不得直接进入开封府正堂申诉，他则破格开门，允许百姓直达正堂，府吏无敢阻拦。此外，他铁面执法，敢于惩治权贵，虽然没有小说中三口铡刀，但贵族和宦官闻名皆色变。民间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阎罗比喻包拯的公正无私。

需要补充的是，包拯虽清廉，却并非生活清苦。史料显示，他担任权知开封府时，年薪高达21878贯，换算成现代购买力约超千万。宋朝号称“最富裕王朝”，官员俸禄丰厚。比如，吕蒙正、范仲淹两位清廉大臣，退隐后仍能在洛阳建亭园，或在家乡建义庄养族人，足见俸禄丰厚。

北宋时期，开封府最高长官不仅是“储君”之职，也是通向宰相的重要跳板。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卸任开封府后不久便出任宰相，唯独包拯未曾。包拯一生最高职位有两：一是卸任开封府后出任御史中丞，御史台实权最高者（御史大夫极少任命），其间包拯敢弹劾权贵，如三司使张方平、宋祁等，名声响亮，被称“包弹”，民间见官吏有污必言“有包弹矣”；二是62岁时任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是最高财政长官。

有趣的是，包拯弹劾当时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促使两人先后罢免，继而包拯被任命为三司使。欧阳修曾讽刺他“吹毛求疵，贪图肥缺”，包拯因此避任不出，仁宗却坚持命他就职。包拯对宋祁的弹劾并非无理，而是严守纪律，三司使虽权高位重，却确实是个“肥差”。

然而，包拯担任三司使仅一年便因病去世，享年64岁。终其一生，包拯未曾担任过正统宰相职位。

包拯作为权知开封府却未出任宰相的特例，原因大概与他年事已高有关。嘉佑三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上奏请立太子，仁宗感到敏感，询问他立谁为宜？包拯答道：“陛下问臣此事，是疑心臣了。臣已六十有余，且无子，不图私利。”仁宗听罢大悦，不再怀疑包拯动机。

许多人误以为包拯曾做过宰相，可能因他曾任“三司使”一职。但宋代三司使并非宰辅成员。

宋朝明相众多，几乎所有名臣都可冠以宰辅名号，这与宋代复杂的宰执制度有关。中央机构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四大系统，军事由枢密使最高掌管，财政由三司使主管，司法由御史中丞掌握，但只有行政长官可称宰辅。

宋初沿袭唐五代制，设中书门下（政事堂）为正副宰相的办公地。宰相职位名目繁多且易变，如神宗元丰五年撤中书门下，恢复六部制，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丞为副相。徽宗时改称太宰（首相）、少宰（次相）。钦宗时又恢复元丰制度。南宋又设左、右丞相。

因官名频繁变更，许多人对宰相名称混淆不清。《宋史·职官志》记载：“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十之八九不明其职。”可见当时人也多迷惑。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为防止军阀割据，推行军权三分制：枢密院、三衙、帅臣各掌不同兵权，导致军政分离，战斗力薄弱。宋朝军队数百万，却屡遭辽、西夏、金等敌失败，最终被北方民族击败，宋朝因而被冠以“弱宋”称号，后人多有批评。

此外，赵匡胤为分散宰相权力，设政事堂，设参知政事为宰相副职，牵制宰相。乾德二年，三位宰相罢相，赵普接任宰相并获副手参知政事职位，至开宝六年政事堂确立宰辅集体领导制，参知政事虽为副职，却可与宰相轮流执政，权力平等。

宋代宰相通常二人，偶尔三人并设。参知政事人数变动频繁，有时一相三参、三相一参，甚至一相四参。神宗改制后，参知政事由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代替，实为二相四参制。南宋时宰辅人数在一至三人间变动。

宰相任期一般一年至五年不等，常见二三年。长任者少，蔡京四度任相达十七年，史弥远则任相二十六年，属罕见。多数贤相重视任期限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比如吕夷简三年任满即退，认为三年为宜。

宋代宰执制度有效防止权相专权，却也造成官员频繁更替，政局不稳，利弊难断。

总的来说，包拯虽未任宰辅，但曾是御史台和财政最高长官，位列枢密使之下的重要官员，显示其卓越的政治地位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