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政权结构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国策由宋太祖赵匡胤所奠定，主要体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以文治国的理念。正因如此，士大夫阶层与皇权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利用皇权的支持实现其理想中的治国平天下。士大夫们以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借助中央集权的支撑，得以在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

宋代从五代的历史教训中深刻汲取经验，尤其是对集权政治的认识愈发清晰。为此，赵匡胤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可谓是尽心尽力。首先，他将军权集中到中央，避免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并且对相权进行了创新性分割。通过这套制度设计，最终形成了二府三司的治理架构，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权的权威。

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宋代的君权和相权之间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局面。君权虽强，但仍需要相权的辅助；而相权的存在又深深植根于君权之上，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然而，随着南宋初期相权的逐步膨胀，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及皇权的绝对权威，高宗时期频繁更换宰相，实际上是在压制相权的增长，确保皇权不受威胁。

北宋建立后，便明确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方针，随之确立了二府三司制度，这一制度有效地划分了相权的范围。在这一制度下，中书省和枢密院分别掌握文权和武权，两者虽然都向皇帝负责，但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这也间接增强了君权的统治力度，分散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

在北宋初期，虽然君权与相权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相互冲突，但整体来看，君权和相权的关系更为依赖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君权需要相权来辅助国事的治理，而宰辅集团则必须尊崇君权，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然而，随着北宋的灭亡，中央政权体系的脆弱性逐渐显现，原有的政权架构在面对变局时，显得力不从心。

南宋在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时，不得不根据局势临时设立了一些行政机构，由宰辅集团兼任相关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宰辅集团的权力范围，甚至让宰相专权成为可能。南宋高宗即位后，为了稳固政权，设立了御营司，这一机构集军事指挥和统兵权于一身，且由宰辅集团领导，皇帝总揽全局。然而，这一临时机构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御营司内大将之间的矛盾不断，最终，公元1130年，宋高宗下令废除御营司，改由枢密院接管军事事务。

随着抗金战争的深入，枢密院对军权的控制开始受到制约，特别是在金宋合议后，兵权被逐步收回，枢密院才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军事管理职能。此时的枢密院不再由单一的宰辅集团掌握，而是多个权力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了二府三司间的密切合作，虽然这种协作有助于稳定政局，但也为相权的扩张留下了隐患。

谏官在宋代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最初的职责是劝谏君主，促进决策的合理性和高效性。然而随着台谏制度的形成，谏官的职能与御史台合并，成为监督和劝谏君主的制度保障。台谏制度本应服务于君主，但到了南宋，宰相权力的膨胀使得台谏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反而成为宰辅集团的工具。特别是在秦桧担任宰相期间，大量台谏官被任命为秦桧的支持者，极力压制异见，形成了严重的政治垄断。

台谏制度的变质，反映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相互博弈。宋代君主对于台谏官的态度常常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知道采纳谏言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又无法容忍被臣下监视和监督。这种心态使得台谏系统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使得君主在处理相权和台谏时往往过于情绪化。

从中国古代封建集权政治的全过程来看，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几乎贯穿始终。在宋代，君权始终保持较强的控制力，相权的扩展常常受到君主的制约和限制，尤其是在南宋初期，当相权逐渐膨胀时，君主的反应非常敏感。为了防止相权过度膨胀，宋高宗频繁更换宰相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操作，旨在遏制权臣的过度权力扩张。

高宗时期，君权对相权的限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不仅体现在宰相之间的博弈，还体现在军事失误和气候异象等多个层面。尤其是在对金战争的过程中，战与和的不同策略引发了政权内部的分裂，宰相们的不同意见最终导致频繁更换。李纲因为主战思想而与其他宰相产生矛盾，最终因政治斗争下台。军事上的失策，尤其是张浚在淮西的失误，也使得高宗不得不罢免他。此外，气候异常、天灾等因素也成为政权变动的契机。

在宋高宗的统治下，频繁更换宰相成为维持政治稳定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高宗不仅能够证明君权的至高无上，还能够有效制衡相权，防止其过度膨胀。此外，频繁更换宰相还可以防止权臣结党营私，确保南宋政权的稳定性。这一系列的举措展示了宋高宗在君权与相权斗争中的深远智慧，也揭示了南宋政局的不稳定性和君主在权力博弈中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