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或许听过评书《隋唐演义》，或者看过影视剧《隋唐英雄传》，其中对隋炀帝杨广的描绘几乎是一面倒的负面形象——他被塑造成一个昏庸暴虐的皇帝，比如弑父夺位、残杀兄弟、为了游览江南花卉而不惜动用百万民工开凿大运河等。其中争议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杨广修建运河并巡幸江南的举动。那么，隋炀帝当真如传说中那般昏庸残暴吗？他下江南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要解答这些疑问，首先需要了解隋朝统一后江南的具体状况。隋文帝即位第九年，南陈灭亡，隋朝实现了全国大一统。面对刚刚纳入版图的江南地区，隋文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将南方原有的士族官员几乎全数替换成北方官员。更为激烈的是，他还下令拆毁南陈旧都建康城，焚烧所有南陈遗迹，试图抹去南陈的文化印记。这一系列强硬措施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多次起义。面对动荡，隋文帝先后派遣杨素和杨广前去平叛。值得注意的是，杨广并没有采用简单粗暴的武力镇压，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主动示好当地的士族代表陆知命，最终成功说服陆知命投降大隋。此举堪称妙策，随后陆知命又帮助杨广劝降了其他南方士族，成功收编了如陈正绪、萧思行等叛军首领。可以说，杨广平定江南，最大功劳归属于陆知命这位难得的人才。

智大师（538—597年），是湖北荆州人，一生致力于在江南地区弘扬佛教。他有着独到见解，深得陈朝皇室信赖。陈朝灭亡后，他选择隐居，不再公开活动。虽然杨广本人并不信佛，但他非常清楚宗教的本质，认为它与儒教一样，都是统治者用来接近民众的工具，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成为奴役人民的利器。隋朝统治时期，儒家居于核心地位，随后是道教和佛教。这主要是因为隋朝初期需要以儒家文化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隋文帝杨坚通过推广儒学，试图拉拢社会精英，使儒家成为官方最高文化象征。但在实际操作中，隋文帝和隋炀帝都对儒学抱有轻视态度，因为当时的儒学徒弟依然沉迷于几百年前的老旧经典，难以创新。杨坚甚至曾立遗嘱废除地方学堂，只保留最高学府太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让儒学走向衰落。相比之下，道教和佛教思想更为包容和平，主张安静与善良，因而在统治者和平民中都极受欢迎。南朝时期，尤其是南梁时期，佛教被正式定为国教。

为了稳定江南，杨广表现出了诚意，也展示了他对佛教文化的尊重，最终打动了智大师，欢迎他下庐山。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广再次派遣使者邀请智大师。当时，智大师身体已极为虚弱。几年前，杨广邀请智大师出山，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但这一次，更多体现了作为弟子的尊敬和对佛教的保护。智大师没有拒绝弟子的邀请，带病前往，却遗憾在途中因体力不支去世，享年59岁。消息传来，杨广悲痛欲绝，抱头痛哭良久，深感失落。

智大师一生中共建造了三十六座寺庙。杨广死后，尊重智大师遗愿，在浙江天台山建造了一座大型寺庙，命名为“国清寺”，至今仍有流传。隋炀帝对佛教的敬仰贯穿他整个统治时期，甚至派遣僧侣、道士前往南方宣扬佛教文化，远至日本等地推广佛教。他用行动表明，大隋虽尊儒家为正统，但佛教与道教才是当代政府重点扶持的文化。杨广在担任晋王期间，与智大师交好，为南朝佛教事业贡献巨大。隋朝与南方使用同一语言，北方的僧侣和道士纷纷愿意追随杨广，这也是佛教文化在大隋推广的一个重要表现。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游览扬州，事实上并非如小说中所言，仅仅是为了观赏扬州的琼花，而是为了稳固南方贵族的支持，为隋朝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可以推测，杨广想完成其父亲未竟之业——将隋朝的强大势力传播至各地，包括与高句丽在辽东一带的战争（杨坚曾尝试但未成功）。修复洛阳城，开凿大运河，先安抚南陈百姓，再通过运河连接洛阳、幽州与扬州、绍兴，形成稳定的交通网络。历史的进程正是这样演变的。

史料记载显示，隋炀帝临行前多次下诏批评宰相们只会关起门来处理政务，缺乏实地考察，考核主观臆断。朝廷虽处罚严厉，地方官却敷衍应付，老百姓往往难以申冤。为避免百姓误解，隋炀帝公开说明长安地理位置偏僻，难以管理全国事务，决定建立洛阳作为新的都城，并亲自巡查各地，力求天下无冤无情。

隋炀帝一生遭受了许多断章取义的非议和委屈。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这样的君主真的应被称为人民的叛徒和国家的暴君吗？你对隋炀帝有何看法？又有哪些历史人物曾被严重“黑化”，遭遇不公正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