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中央决定对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升格为兵团级别，辖下设有四个师，每个师下又分成六个团，总兵力达到了十万。此时，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被调任为卫戍区司令，随之而来的还有第一政委谢富治、第二政委李雪峰、第三政委黄作珍、第四政委刘绍文和第五政委刘福等重要领导。

在这个庞大的卫戍区中，政治工作的重任落在了黄作珍的肩上，而第一政委谢富治和第二政委李雪峰则多兼职于其他事务，主要精力并不在卫戍区的具体工作上。李雪峰身兼北京市一书记和华北局第一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地方事务，以推进地方改革和发展。谢富治则身为副总理，还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及北京军区政委，工作繁忙，调度各方事务。

随着卫戍区的扩编，其责任和任务显著增加，过去主要是保护中央首长及重要机关的警卫工作，现在还需承担北京地区的安全稳定责任，这无疑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傅崇碧与第一政委之间的关系由从前的上下级变为如今的合作者。当年傅崇碧在对方担任师政委时，他是在团任职，如今的角色变化让两人在工作中的互动加深。尽管二人之间有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共同经历，然而在1959年对方任职公安部长时，他们的联系才有所恢复。

1966年，随着谢富治担任第一政委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傅崇碧的身份变为卫戍区司令，同时也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工作上的交集变得更加频繁。然而在一些关键事务上，傅崇碧发现对方的一些做法与态度令他难以认同，尤其是在特殊时期里，作为老下级，他曾试图劝说对方，但对方似乎并不听从，甚至对过去的老领导进行激烈批评。傅崇碧暖心提醒：当年你曾是他的下属，他对你十分关照，如今你却这样评判，这其中的问题你未必了解。对此，对方反驳称：你不知道的事情多得很呢。

在许多具体事务上，两人常常持有不同的看法，导致频繁的分歧。例如，李雪峰决定将市公安局与卫戍区的保卫部进行合并，把公安局转变为政治部的一部分，这一决定遭到了傅崇碧的强烈反对。傅崇碧认为公安局是地方机构，而卫戍区则属于军队，二者的职能不应混淆。尽管对方坚决推进此方案，傅崇碧坚持不向上级报告，最终获得了支持，阻止了这一合并。

关于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问题，傅崇碧与李雪峰也存在显著的意见分歧。老干部在冲击中被迫离开岗位，但他们的孩子背负着怎样的困扰？一些人甚至被迫从军队转业，或者面临被捕的命运。此类情况令双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在1970年的著名七二零事件后，陈再道和钟汉华被安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遭到造反派的冲击，而卫戍区的部队成功阻止了这场风波。因此，傅崇碧考虑如何防止造反派进一步冲击宾馆，并决定让谢富治和李雪峰负责此事，因为他们在造反派头领中有较强的影响力，最终通过打电话调解成功使冲突得以平息。

在特殊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谢富治担任的职位日渐繁重，其中一个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职务是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地方干部对此并不陌生，显然他在党的关键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1968年3月，傅崇碧遭遇冲击，被迫离开了岗位，直到1975年才得以恢复工作。而谢富治在1972年因病去世，组织对他的贡献与过往给出了清晰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