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在欣赏完《七德舞》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境仿佛穿越回了太宗李世民的时代，感受到了一股深沉的历史情感。这场舞蹈带给他的震撼不仅仅是音律与舞姿的美丽，更是历史的回响和伟大时代的见证。实际上，《七德舞》并非从空中出现，它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前身——《秦王破阵乐》。在武德年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之后，士兵们用这首旧曲来庆祝胜利，渐渐地，这首曲子成为了展示国力和胜利的象征。到了贞观年间，经过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的修订，再加上吕才的音乐律度和李世民亲自绘制的舞图，最终成就了《七德舞》，它气势磅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作为唐朝宫廷的重要舞蹈之一，它不只是为庆典而舞，更承载着讲述历史的使命，旨在让后世人铭记开国与治国的艰辛历程。

每当《七德舞》奏起时，宫中的气氛瞬间变得热血沸腾，士兵们激昂的舞姿和群臣的激动情绪，白居易也深受其影响，心中涌现出无数的情感波动。他看着《七德舞》中的每一动作、每一节奏，都仿佛看到了李世民平定天下、治理国家的全过程。最终，这些情感凝结成了他一首诗，其中便有了“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这样的字句。

“怨女三千放出宫”一事，发生在贞观二年。那时正值干旱少雨的季节，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称宫中太上皇和掖庭的宫女过多，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衣物与粮食，而且过多的阴气也对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虽然这一说法未必有确凿的科学依据，但李世民确实早已意识到宫女人数过多的隐患，并且他决定采取措施，给予这些宫女自由的机会。他发布命令，宣布宫女无需继续留在深宫闭塞的环境中，鼓励她们能自由选择婚配，给她们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李世民指派了戴胄和杜正伦负责这项事务，最终有超过三千名宫女得以离开皇宫，这一举措彰显了李世民宽厚仁爱的治国风范。

在那个时代，进入皇宫的宫女往往一生都与外界隔绝，除非幸运成为皇帝宠爱的小妾，否则她们几乎很难走出宫墙。而李世民不但考虑到她们的福祉，还希望能为她们创造婚姻的机会。这一举动无疑给了许多宫女一线希望，也让他们的未来不再仅仅是无尽的劳作和等待，体现了李世民超凡的仁政与人性化的治国理念。

此外，李世民的宽仁还体现在“死囚四百来归狱”这一事件上。贞观六年，李世民亲自介入刑法事务，发现囚禁的死囚犯达390人，如何处理这些死囚成为了他深思熟虑的问题。李世民自继位以来，便常常关心刑法的执行，力图减轻过去过于严苛的法律，并且推动废除一些残酷的刑罚。在他的治下，刑法有了明显的宽松趋势，尤其是在631年，他为张蕴古一案感到深深的后悔，甚至发布命令：“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这一表态展现了李世民对于宽仁刑法的坚持。

面对这些死囚犯，李世民没有直接决定他们的死刑，而是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长假”——允许他们回家探亲，并约定来年秋后再回来受刑。这一决定令群臣震惊，众人纷纷认为这是不合情理且无法实行的措施。然而，李世民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在第二年秋季如期等待囚犯们的归来。当一年期满，李世民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囚犯都如约返回，丝毫未曾失约。这个事实深深感动了李世民，他便宣布释放这些囚犯，这一宽大的行为成为了李世民治国宽仁的又一典范。

然而，欧阳修在其《纵囚论》中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作秀，李世民通过这样的举措来博取名声，毕竟他预料到囚犯们为了自己能够免除死罪，会按时归还。对此，李世民并未感到愧疚，反而表示“我从未进行过多次赦免，不想引导百姓期望不合理的幸运。”此言表明，李世民在宽仁政策上的谨慎与深思熟虑，他的“偶尔”宽大正是为了巩固政权，促进百姓的信任与忠诚。

李世民确实是一个深知人性、关爱百姓的帝王。虽然他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治国影响。通过他的宽仁与聪慧治国，唐朝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成为了千古明君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