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1949年人民解放军正式确定了兵团编制。那一年，人民军队迅速成立了16支具有对抗能力的一线兵团，并将起义部队改编的3支兵团并入，总数达到了19个兵团。这一阶段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兵团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时期。这项举措不仅标志着军队指挥体制的一次重要飞跃，也为提升战役纵深作战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个兵团通常以数字编号，但也常用其他别名。举个例子，第19兵团常被称为“杨罗耿兵团”，这是因为该兵团的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罗瑞卿，参谋长是耿飚，三人一起指挥了兵团，因此这个名字便代表了这三位指挥官。另一种命名方式是将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的姓氏结合起来。例如，隶属于第四野战军的第12兵团，就被人们称为“二萧兵团”，这种称呼反映了指挥官之间的亲密协作关系。

同样，隶属于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陈谢兵团”。这一名称的广泛使用，源于该兵团的司令员陈锡联和政委谢富治的姓氏。因此，大家习惯将这个兵团称为“陈谢兵团”，它也成为军史中的一个标志性名称。

陈谢兵团的司令员是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中的一位重要指挥官——陈锡联将军。1949年，年仅36岁的陈锡联便成为第二野战军的主力兵团司令员，成为当时革命队伍中最年轻的兵团级指挥官之一。这不仅体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显示出他在革命队伍中的迅速崛起。

陈锡联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15岁便投身革命，开始了他漫长且艰难的军旅生涯。经过无数次战斗的洗礼，他逐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八路军成功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取得了129师自抗战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战斗不仅是对忻口战役等关键战役的重要支撑，也证明了陈锡联的指挥才能。

在解放战争期间，陈锡联和王近山并列为中野的两颗璀璨明星，是刘邓两位指挥员在战斗中的重要依靠。在他指挥的多次重要战役中，陈锡联屡立战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无论是挺进大别山、围歼黄维兵团，还是解放西南的战斗，陈锡联都表现得尤为出色。

西南解放后，陈锡联短暂地在重庆主持过工作，随后转入祖国的炮兵事业，担任炮兵司令员。1959年，陈锡联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并成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最终官至副总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极具影响力的开国将军之一。

与此同时，陈谢兵团的政委谢富治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政工将领。在他担任第三兵团政委期间，陈锡联与他配合默契，共同参与了渡江战役和西南战役等关键战斗，显示出两人高水平的协同作战。

解放战争胜利后，谢富治被安排到云南工作。1955年，他成为昆明军区的首任司令员，是当时12个大军区司令员之一。两年后，他完成了大军区司令员的工作，并于1957年回京，继续担任重要职务，直至担任副总理等要职。谢富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陈锡联与谢富治这对陈谢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在建国后的发展都非常顺利，逐步成为国家政治和军事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